为了打破豪门大族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刘协采取了极富策略性的办法。
第一步，严打。
没错，就是严打，打贪污，打徇私舞弊，打盗窃抢劫，打欺男霸女，打纵火投毒……一切坏人坏事，一律从严惩处。但是，改革措施不急着推进，只进行细枝末节的改革，绝不涉及官制、税收等核心领域。一旦发现一个坏人，就算死里整，而且不光整他本人，还要连带整他的父母、兄弟、妻儿，收拾得他们哭天抢地，痛不欲生。
为什么要这么做？道理很简单，任何社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坏人造成的。不把坏人的气焰打下去，任何改革都不会成功。
人们常说的谚语“上面的经是好的，只是让下面的歪嘴和尚给念坏了”，就非常生动。坏人会看到规则里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从而有选择地执行，导致改革措施变成个人牟利的工具，最终就会导致改革失败。
所以，要改革，就要先严打。一次运动式的严打，当然不可能把坏人都揪出来。坏人就像韭菜，割完了他们也会被慈母重新培养出来，所以坏人是永远打不完的——当然好人也是，因为没有好人的人群都灭亡了。
严打不指望把坏人都揪出来，但至少要打掉一部分，并且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使他们没有勇气去对抗接下来的改革。能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
严打的另一个目的，相当于“徙木立信”，通过坏人的人头和鲜血来向公众表明态度：朝廷做事，从来都不是闹着玩的，我们下的命令，就会严格执行到底。敢于与官府政令对抗的，这些人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
严打的重点，一定要放到官场，以及地方犯罪团伙，刑必见血，不避亲贵。甚至应该刻意抓几个身居高位的典型，用来给严打、以及接下来的改革祭旗。
为了这几个祭旗的权贵，干等着司法机构揭发是不行的，应该主动去搜寻目标，尤其是要盯紧可能会反对改革的中枢官员，悄无声息地搜集他们的证据，然后在所有人的错愕之中，突然把他（他们）揪出来杀掉，雷庭万均，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且不与他们妥协。
只要改革的目的是让国家变好，那么反对改革的人，屁股一定不会干净。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可以为改革操盘手立威，又可以顺带清除改革的绊脚石。
刘协就做得极其狠辣，先后杀掉了襄阳蔡家、南阳邓家、弘农杨家等豪门里面的若干违法乱纪的子弟。郑安的一个堂弟、耿纪的骑奴、伏典的小舅子等与亲贵有关的人，也先后因犯法而处决。
对教育领域的违规，刘协更是狠到让人瞠目结舌。颍川一个地方豪族，仅仅因为与监考老师串通，在县学升郡学的考试中替考，刘协杀掉了他们夫妻二人、监考老师、替考者、被替考者，合计五人。而替考者和被替考者，都不过是十二三岁的未成年，依然处死。不仅如此，当地教育系统的多个人也被罚俸或降职。
处理通告贴出之时，舆论一片哗然，谁会想到仅仅是为了让儿子违规升入郡学，竟然处理得这么重？之所以要在教育系统搞严打，是因为教育的另一端连接着人才的上升通道。如果教育乱了套，那么选官体系就会腐烂，豪族必然更加强大，政权被豪族侵蚀、把持，一切改革都不会成功了。
建安二十九年，刘协就是一轮接一轮地搞严打，先从社会治安开始，然后整肃官场，最后整顿教育系统，使朝廷内外的风气一片肃然，政令畅通无阻。在民间，治安好到几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程度。
迁都许都后，政府运转一旦步入正轨，刘协和众臣就开始了严打运动。
刘协在任用臣子时，一直非常重视品德。所以，进行严打时，朝中几乎没有一丁点掣肘的力量。耿纪的那个骑奴，犯了罪之后还没等司法机关查办他，耿纪就自己把他绑来了。
————
严打过后，刘协正式展开了刀向豪门大族的改革。
直接剥夺他们的财富和地位是不行的，不过刘协并不缺办法。
刘协的思路，就是肢解他们，使他们的体量变小。当一个个豪门大族变成无数个小富户的时候，他们的合力就没有了，成为再也不能对抗朝廷的小卡拉米。
具体来说，就是税制改革，比摊丁入亩做得更彻底，取消人头税，只针对土地征税。
而且，刘协的土地税政策是分阶梯的，土地以户为单位核算，一户人家只有两亩及以下耕地的人，不征任何税；
两亩到五亩的，两亩免税，多出的部分实行三十税一；
五亩到二十亩的，超出五亩的部分实行十税一；
二十亩到一百亩的，超出二十亩的部分实行五税一；
超过一百亩的，超出部分实行四税一。
五税一，四税一，在古代算是很重的税了。大的王朝里面，好像只有秦朝的税率更重，乃是惨无人道的三分之二。种三亩地，交两亩地的收成，各位想想那是什么负担？曹操屯田还“只”交一半呢！
这里也麻烦那些给秦朝招魂、各种花式吹捧秦始皇的大傻们，请你们搞清楚状况再吹。另外，你们也不配当我的读者，请出门左转。
当然，有一点朋友们都清楚：后来的王朝（尤其是后期），名义上的田赋虽然不高，但还要叠加各种苛捐杂税，实际税负很高。刘协这里不是，他从一开始就是轻徭薄赋，除了必要时征发徭役外，几乎没有任何杂税。
那么，四税一好像也不是不能忍受，大地主们不会怕吧？没关系，打击豪族的政策又不是只有这一招。
事实上，税制改革一经颁布，大地主们便纷纷开始分家产，把土地分给儿子们，以降低交税的数量。所以，此举受益最大的，便是那些本来毫无地位的庶子们，好多人也因为税制改革分到了土地。
大家族拆分成若干个小家庭，原来的凝聚力便没有了。因为分家产的事，好多豪门大族兄弟离心，父子反目，倒是没有人质疑刘协的政策是否合理了。
第一步，严打。
没错，就是严打，打贪污，打徇私舞弊，打盗窃抢劫，打欺男霸女，打纵火投毒……一切坏人坏事，一律从严惩处。但是，改革措施不急着推进，只进行细枝末节的改革，绝不涉及官制、税收等核心领域。一旦发现一个坏人，就算死里整，而且不光整他本人，还要连带整他的父母、兄弟、妻儿，收拾得他们哭天抢地，痛不欲生。
为什么要这么做？道理很简单，任何社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坏人造成的。不把坏人的气焰打下去，任何改革都不会成功。
人们常说的谚语“上面的经是好的，只是让下面的歪嘴和尚给念坏了”，就非常生动。坏人会看到规则里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从而有选择地执行，导致改革措施变成个人牟利的工具，最终就会导致改革失败。
所以，要改革，就要先严打。一次运动式的严打，当然不可能把坏人都揪出来。坏人就像韭菜，割完了他们也会被慈母重新培养出来，所以坏人是永远打不完的——当然好人也是，因为没有好人的人群都灭亡了。
严打不指望把坏人都揪出来，但至少要打掉一部分，并且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使他们没有勇气去对抗接下来的改革。能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
严打的另一个目的，相当于“徙木立信”，通过坏人的人头和鲜血来向公众表明态度：朝廷做事，从来都不是闹着玩的，我们下的命令，就会严格执行到底。敢于与官府政令对抗的，这些人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
严打的重点，一定要放到官场，以及地方犯罪团伙，刑必见血，不避亲贵。甚至应该刻意抓几个身居高位的典型，用来给严打、以及接下来的改革祭旗。
为了这几个祭旗的权贵，干等着司法机构揭发是不行的，应该主动去搜寻目标，尤其是要盯紧可能会反对改革的中枢官员，悄无声息地搜集他们的证据，然后在所有人的错愕之中，突然把他（他们）揪出来杀掉，雷庭万均，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且不与他们妥协。
只要改革的目的是让国家变好，那么反对改革的人，屁股一定不会干净。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可以为改革操盘手立威，又可以顺带清除改革的绊脚石。
刘协就做得极其狠辣，先后杀掉了襄阳蔡家、南阳邓家、弘农杨家等豪门里面的若干违法乱纪的子弟。郑安的一个堂弟、耿纪的骑奴、伏典的小舅子等与亲贵有关的人，也先后因犯法而处决。
对教育领域的违规，刘协更是狠到让人瞠目结舌。颍川一个地方豪族，仅仅因为与监考老师串通，在县学升郡学的考试中替考，刘协杀掉了他们夫妻二人、监考老师、替考者、被替考者，合计五人。而替考者和被替考者，都不过是十二三岁的未成年，依然处死。不仅如此，当地教育系统的多个人也被罚俸或降职。
处理通告贴出之时，舆论一片哗然，谁会想到仅仅是为了让儿子违规升入郡学，竟然处理得这么重？之所以要在教育系统搞严打，是因为教育的另一端连接着人才的上升通道。如果教育乱了套，那么选官体系就会腐烂，豪族必然更加强大，政权被豪族侵蚀、把持，一切改革都不会成功了。
建安二十九年，刘协就是一轮接一轮地搞严打，先从社会治安开始，然后整肃官场，最后整顿教育系统，使朝廷内外的风气一片肃然，政令畅通无阻。在民间，治安好到几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程度。
迁都许都后，政府运转一旦步入正轨，刘协和众臣就开始了严打运动。
刘协在任用臣子时，一直非常重视品德。所以，进行严打时，朝中几乎没有一丁点掣肘的力量。耿纪的那个骑奴，犯了罪之后还没等司法机关查办他，耿纪就自己把他绑来了。
————
严打过后，刘协正式展开了刀向豪门大族的改革。
直接剥夺他们的财富和地位是不行的，不过刘协并不缺办法。
刘协的思路，就是肢解他们，使他们的体量变小。当一个个豪门大族变成无数个小富户的时候，他们的合力就没有了，成为再也不能对抗朝廷的小卡拉米。
具体来说，就是税制改革，比摊丁入亩做得更彻底，取消人头税，只针对土地征税。
而且，刘协的土地税政策是分阶梯的，土地以户为单位核算，一户人家只有两亩及以下耕地的人，不征任何税；
两亩到五亩的，两亩免税，多出的部分实行三十税一；
五亩到二十亩的，超出五亩的部分实行十税一；
二十亩到一百亩的，超出二十亩的部分实行五税一；
超过一百亩的，超出部分实行四税一。
五税一，四税一，在古代算是很重的税了。大的王朝里面，好像只有秦朝的税率更重，乃是惨无人道的三分之二。种三亩地，交两亩地的收成，各位想想那是什么负担？曹操屯田还“只”交一半呢！
这里也麻烦那些给秦朝招魂、各种花式吹捧秦始皇的大傻们，请你们搞清楚状况再吹。另外，你们也不配当我的读者，请出门左转。
当然，有一点朋友们都清楚：后来的王朝（尤其是后期），名义上的田赋虽然不高，但还要叠加各种苛捐杂税，实际税负很高。刘协这里不是，他从一开始就是轻徭薄赋，除了必要时征发徭役外，几乎没有任何杂税。
那么，四税一好像也不是不能忍受，大地主们不会怕吧？没关系，打击豪族的政策又不是只有这一招。
事实上，税制改革一经颁布，大地主们便纷纷开始分家产，把土地分给儿子们，以降低交税的数量。所以，此举受益最大的，便是那些本来毫无地位的庶子们，好多人也因为税制改革分到了土地。
大家族拆分成若干个小家庭，原来的凝聚力便没有了。因为分家产的事，好多豪门大族兄弟离心，父子反目，倒是没有人质疑刘协的政策是否合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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