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田讲堂的内部比外面看起来更大。
穹顶是木结构的，一根根深褐色的肋梁从两侧墙壁向上延伸，在最高处交汇成一个拱形。
那些肋梁已经在那里撑了将近一个世纪，木头表面有一层岁月积累下来的暗沉光泽，不是漆，是被无数场演讲、无数个雨季、无数人的呼吸慢慢浸润出来的颜色。
阳光透过侧面高处的拱窗照进来，在讲台上投下几块被窗棂切割过的光斑。
空气里的细尘在那几块光里慢慢地浮着，像是在进行一场只属于它们自己的、不需要观众的仪式。
龙崎真从侧门进去的时候，讲堂里已经坐了大半。
新生们按照班级划分区域，从前往后坐，前排还空着几排座位。
没人愿意坐第一排，这是所有大学所有年级所有国家的共同默契。
他在最后一排靠走道的位置坐下。
椅子是木头的，坐面被无数届学生磨得光滑发亮，靠背上刻着一些看不清年份的涂鸦。
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个很模糊的“早く帰りたい”，字迹已经褪成很浅的蓝色。
台上摆着一排长桌，铺着深红色的绒布，桌布边缘垂下来，在灯光下泛着一种沉沉的暗光。
长桌后面坐着几个人。
最左边是橘美和，她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手里拿着一支钢笔，笔帽还没拔开，似乎在等什么重要的时刻才准备开始记录。
她旁边是几个系里的老教授，都穿着深色西装，领带系得很紧。
最右边是法学部部长，一个头发全白但腰板很直的老人，正在低头看一份讲稿，嘴唇微微翕动着，大概是在默念。
长桌正中间的位置空着。
座位前放着一只麦克风，麦克风的金属网罩上没有任何指印，是新的，或者被仔细擦拭过。
他找这个位置是习惯。最后一排，靠走道，能看到所有人的后脑勺，能看到每一扇门的开关，能在需要离开的时候用最快的速度站起来，不用跟任何人说“借过”。
这个习惯是在铃兰养成的——铃兰的教室后排靠窗是王座。
东大没有王座，只有硬邦邦的木头椅子。
他的目光在空着的那个座位上停了一下。正中间，麦克风正对着，椅背比旁边的稍微高一点，扶手上搭着一块深红色的绒布。
法学部部长每隔十几秒就朝讲台侧面的小门看一眼，那个动作很轻，只是眼珠转一下，如果不是刻意观察根本不会注意。
但龙崎真注意到了。
老人不是在等，是在确认——确认那个人已经到了，确认那个人在门后准备好了，确认自己不会在介绍的时候念错名字。
他靠在椅背上，把手臂搭在旁边的空椅子上。
前面几排有个男生在打哈欠，嘴张到一半被旁边的同学捅了一下，硬生生收回去，憋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再往前两排，有个女生正对着手机前置摄像头理刘海，手指把碎发往耳后别了三次，每次都别不住。
她旁边的人在小声讨论什么——“听说这个名誉校友来头不小，我爸说她在财务省那边都能说得上话”，另一个说“那又怎样，还不是来给我们做讲座”。
九点五十八分。
讲台侧面的小门开了。
不是推开的，是被一个人从里面拉开的。
门打开的时候铰链发出一声很细的摩擦音，那个声音还没有完全消散，九条玲子已经站在讲台上了。
她今天穿的是一身藏蓝色的套装。
不是那种很夸张的高级定制，但面料在灯光下有一种很沉稳的光泽，是上等羊毛混丝才会有的质感。
裙子长度刚好过膝，领口别着一枚很小的珍珠胸针，珍珠是白色的，不大，但光泽很润很柔。
头发盘在脑后，盘得很整洁，但不是那种每一丝每一毫都固定得死死的整洁——鬓角留了一两缕很短的碎发，垂在耳侧。
脸上有妆，不浓，遮住了这个年纪该有的细纹和瑕疵，但没遮住眼睛。
她的眼睛很好看，很亮，睫毛长而密，眼尾微微上挑，是那种年轻时候一定被人说过很多次“你眼睛真好看”的眼睛。
嘴角带着一点弧度，不是刻意做出来的微笑，是那种习惯了在任何场合都让旁边的人觉得被尊重、被倾听、被重视的表情。
龙崎真把手臂从旁边椅子上放下来。
他听过这个女人一次——在八岐猛嘴里。
八岐猛说她二十多年前嫁给九条正宗，娘家是京都的花山院，从江户时代就是御用商人。
当时他脑子里勾勒出来的形象和眼前台上这个女人完全不一样。
不是长相——他没想过她的长相。
是气质。
八岐猛嘴里那个“打三个电话就能让一个帮派从歌舞伎町蒸发”的女人，和此刻台上这个笑得像所有新生的温柔学姐一样的女人，是同一个吗。
他盯着她的脸看了几秒。
然后想起了九世梨花子。
两个女人年纪差不多。
九世梨花子也是四十出头，也保养得很好，也喜欢穿这种剪裁利落的套装，也有这种在社交场合滴水不漏的笑容。
但她们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他想了几秒。
九世梨花子是野路子出身，她的风情是带着烟火气的——像深夜居酒屋里老板娘给你烫的那壶酒，热腾腾的，有点烫手，但喝进去很暖。
而台上这个女人，她的风情是冷的。
不是那种拒人千里的冷，是那种你明明离她只有五米，却觉得她住在另一座城市最高那栋楼的顶层套房里，窗户关着，窗帘拉了一半，你看得到灯光但看不到人。
九世梨花子的贵气是后来学的，学得很像，但终究是学的——就像一个很用功的演员，台词背得滚瓜烂熟，每一个停顿都踩得很准，但偶尔在不该笑的时候眼角会先弯一下。
而台上这个女人的贵气是天生的，从她会说话那天起就在接受这种训练，不需要刻意表现也不需要刻意掩饰。
两种贵气，一个是浸进去的，一个是渗出来的。
想到这里他发现一件事。
他想梨花子了。
梨花子现在还在户亚留，替他看着城东那一摊子事。
九龙集团倒台之后城东的资产整合还差最后一口气，那些老派的合作方只认梨花子的脸，换任何人去都不好使。
她是他最好的秘书——不是指端茶倒水那种秘书，是真正能替他管家、替他管钱、替他在那些老狐狸面前周旋的人。
来东京之前他犹豫过要不要带她。
最后还是把她留下了。
不是不想带，是城东还没稳，得有人守着。
等那边稳下来，这边也站稳了，他打算把她接过来。
“各位新同学，上午好。”
九条玲子开口了。
麦克风把她的声音送到讲堂的每一个角落。
她的音色比想象中更柔和，不是那种拿腔拿调的演讲腔，更像是在跟一个很久没见的后辈聊天。
“我是九条玲子。二十五年前，我和你们一样坐在下面。当时我坐的是第三排——那时候安田讲堂的椅子还没换，坐上去会吱嘎吱嘎响。每次校长讲话讲到一半，稍微动一下，周围十几个人都会转头看你。所以我练就了一个本领，一动不动坐两个小时，现在也还能做到。”
台下有人轻声笑了。
不是那种敷衍的礼貌性笑声，是真的觉得有意思。
前排那个刚才在理刘海的女生笑得最大声，旁边那个说“那又怎样”的男生也跟着笑了。
她讲了大概十五分钟。
讲她当年在东大怎么熬夜写论文——法学部的图书馆晚上十点关门，她就抱着书和笔记本去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咖啡厅，点一杯最便宜的美式咖啡，在角落里一直写到天亮。
那时候没有笔记本电脑，所有的论文都是手写的，写错了不能用退格键，只能用修正液一点一点涂掉，等修正液干了再往上写。
有一次她写到凌晨三点，修正液用完了，跑到便利店买，店员是个比她大不了几岁的打工学生，看到她手里的法学教材，问了她一句“你是东大法学部的？”，她说“是”，那个人说“我考了三年没考上。”
讲到这里她停了一下，目光在台下扫过。
“那天晚上我回到咖啡厅，看着桌上那叠改得乱七八糟的稿纸，忽然觉得很幸运。不是因为我考上了他没考上——是因为我突然明白，能坐在这里熬夜写论文，本身就是一种特权。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比你更努力，只是没有机会坐进这间教室。”
台下安静了几秒。
不是那种尴尬的沉默，是某种东西正在空气里慢慢沉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从手机屏幕、指甲、窗外的银杏树上收了回来，落在台上这个女人身上。
然后她讲到了她丈夫。
九条正宗，比她高两届，当时是法学部模拟法庭的冠军。
她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图书馆的借阅卡上，那张借阅卡夹在一本明治年间的判例集里，上面写满了借阅人的名字，每个名字旁边都标注了借阅日期。
她是那本判例集的最后一个借阅人，倒数第二个是“九条正宗”，日期比她早了两年。
她记得他的字写得不太好，横不平竖不直，用力很重，纸的背面都能摸到凹凸。
她在心里想过这个借书人是谁，字写得这么难看，还好意思在判例集上签名。
后来他们在一次模拟法庭上认识。
他当控方她当辩方。
她输了。
输了之后在走廊里拦着他不让走，说你再陪我练一局。
他答应了。
后来练了很多局。
再后来就在一起了。
“所以各位，”她微微提高了音量，目光从左边扫到右边，像是在对每一个人单独说话，“请珍惜你身边坐着的每一个人。你左边那个借你笔记的同学，可能是你未来的合作伙伴；你右边那个跟你一起抱怨食堂难吃的同学，可能是你未来的伴郎伴娘。东大给你们最好的东西，不是学位，是这些人。”
掌声响起来的时候，龙崎真也跟着拍了两下。
他的手掌碰到一起发出的声音很轻，没有特别用力。
他在想这个女人刚才说的那些话。
不是在想她讲的内容——熬夜写论文、图书馆借阅卡、模拟法庭，这些东西跟他的人生几乎没有交集。
他在想的是：她讲的那些话里，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挑出来给人看的。
她讲到她丈夫字写得难看的时候，眼角那点很细的笑纹是真的。
讲到输了模拟法庭在走廊里拦着他不让走的时候，她笑了一下，那个笑里有某种很年轻的、还没被二十多年婚姻磨掉的东西。
不只是怀念——更像是一个人在翻旧相册的时候，对着某张发黄的照片忽然意识到，原来自己曾经那么喜欢过一个人。
龙崎真觉得那个瞬间的九条玲子是真的。
但她从头到尾没有提过她丈夫出轨的事。
没有提过他们的婚姻变成了一台利益机器，两个人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却不说一句话。
没有提过她这些年替九条家清理的那些脏活。
没有提过赤鬼众。
没有提过一个叫八岐猛的人昨天还是她的黑手套，今天已经被他送上了去户亚留的车。
她只是把那些年轻的、干净的、值得被记住的片段挑出来，串在一起，像在编一条珍珠项链。
那些珍珠是真的。
但串起珍珠的线——那条把九条玲子和九条正宗绑在一起、把花山院家和九条家绑在一起、把她二十三年婚姻里所有不能说也不敢说的东西都牢牢箍住的线——她没有让任何人看到。
龙崎真放下手掌，把手臂重新搭在旁边空椅子的靠背上。
法学部部长站起来接过了话筒。
他先是说了一连串感谢的话——感谢九条女士百忙之中莅临，感谢她对母校法学部的一贯支持，提到她设立的那笔奖学金已经资助了四十七个学生，提到她每年秋天都会回来给新生做这场演讲，二十年来只缺席过两次。
一次是因为她生儿子，产后恢复期间还在病房里批改了所有奖学金申请材料。
一次是因为她丈夫竞选最关键的那几天，她必须站在竞选车上面向路人鞠躬，每天鞠上千次，鞠到腰椎出了问题，在理疗床上躺了两个月。
部长把这些事情说得很具体，每一条都有确切的年份和数字，像是提前做过很认真的功课，也像是这些事本来就值得被认真对待。
部长讲完，把话筒递还给九条玲子。
这是惯例——名誉校友的演讲结束后，部长致谢并宣布进入最后的互动环节。
互动环节通常很短，两三句话收尾，然后全场鼓掌散场。
九条玲子接过话筒，台下已经开始有人收拾书包了，拉链拉开的声音从后排往前排传，像一阵很细的波浪。
她看着台下，微笑着等了几秒钟，等那些拉链声停下来。
“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是通过了最严苛的选拔才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人中龙凤，这一点无需置疑。”
她把尾音拖长了一点，目光在台下缓缓扫过，像是在找什么人。
“不过——今年法学部有一位新生，他在入学之前就已经做了一件足以让整个东大为他骄傲的事。”
台下安静了一瞬。
刚才还在收拾书包的人停了手。
前排那个理刘海的女生转过头小声问旁边的人“她说的是谁，你认识吗”，旁边的男生摇头。
“最近有一件事上了全国新闻。一架民航客机被歹徒劫持，两名飞行员在搏斗中牺牲，飞机在失去控制的状态下由一名乘客成功迫降。这名乘客，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是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白色的上衣。牛仔裤。帆布鞋。”
前排那个理刘海的女生嘴张开又合上，合上又张开，用手捂住了嘴。
她的眼睛瞪得很大，转头看后排的人，后排的人也在看她，两个人的表情一模一样——像是在说“不会是我们学校的吧”。
九条玲子停了一下，把目光从台下收回来，落在面前那张长桌的某个点上，像是在确认一个已经知道但还是想再念一遍的名字。
“他今年九月刚入学，法学部一年级。那天他从户亚留坐飞机来东京——就是那架被他救下来的飞机。很巧的是，这件事发生之后校方才发现——他是我们的新生。”
她的目光越过前排的学生，落在最后一排靠走道的位置上。
“龙崎真同学，你在吗。”
穹顶是木结构的，一根根深褐色的肋梁从两侧墙壁向上延伸，在最高处交汇成一个拱形。
那些肋梁已经在那里撑了将近一个世纪，木头表面有一层岁月积累下来的暗沉光泽，不是漆，是被无数场演讲、无数个雨季、无数人的呼吸慢慢浸润出来的颜色。
阳光透过侧面高处的拱窗照进来，在讲台上投下几块被窗棂切割过的光斑。
空气里的细尘在那几块光里慢慢地浮着，像是在进行一场只属于它们自己的、不需要观众的仪式。
龙崎真从侧门进去的时候，讲堂里已经坐了大半。
新生们按照班级划分区域，从前往后坐，前排还空着几排座位。
没人愿意坐第一排，这是所有大学所有年级所有国家的共同默契。
他在最后一排靠走道的位置坐下。
椅子是木头的，坐面被无数届学生磨得光滑发亮，靠背上刻着一些看不清年份的涂鸦。
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个很模糊的“早く帰りたい”，字迹已经褪成很浅的蓝色。
台上摆着一排长桌，铺着深红色的绒布，桌布边缘垂下来，在灯光下泛着一种沉沉的暗光。
长桌后面坐着几个人。
最左边是橘美和，她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手里拿着一支钢笔，笔帽还没拔开，似乎在等什么重要的时刻才准备开始记录。
她旁边是几个系里的老教授，都穿着深色西装，领带系得很紧。
最右边是法学部部长，一个头发全白但腰板很直的老人，正在低头看一份讲稿，嘴唇微微翕动着，大概是在默念。
长桌正中间的位置空着。
座位前放着一只麦克风，麦克风的金属网罩上没有任何指印，是新的，或者被仔细擦拭过。
他找这个位置是习惯。最后一排，靠走道，能看到所有人的后脑勺，能看到每一扇门的开关，能在需要离开的时候用最快的速度站起来，不用跟任何人说“借过”。
这个习惯是在铃兰养成的——铃兰的教室后排靠窗是王座。
东大没有王座，只有硬邦邦的木头椅子。
他的目光在空着的那个座位上停了一下。正中间，麦克风正对着，椅背比旁边的稍微高一点，扶手上搭着一块深红色的绒布。
法学部部长每隔十几秒就朝讲台侧面的小门看一眼，那个动作很轻，只是眼珠转一下，如果不是刻意观察根本不会注意。
但龙崎真注意到了。
老人不是在等，是在确认——确认那个人已经到了，确认那个人在门后准备好了，确认自己不会在介绍的时候念错名字。
他靠在椅背上，把手臂搭在旁边的空椅子上。
前面几排有个男生在打哈欠，嘴张到一半被旁边的同学捅了一下，硬生生收回去，憋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再往前两排，有个女生正对着手机前置摄像头理刘海，手指把碎发往耳后别了三次，每次都别不住。
她旁边的人在小声讨论什么——“听说这个名誉校友来头不小，我爸说她在财务省那边都能说得上话”，另一个说“那又怎样，还不是来给我们做讲座”。
九点五十八分。
讲台侧面的小门开了。
不是推开的，是被一个人从里面拉开的。
门打开的时候铰链发出一声很细的摩擦音，那个声音还没有完全消散，九条玲子已经站在讲台上了。
她今天穿的是一身藏蓝色的套装。
不是那种很夸张的高级定制，但面料在灯光下有一种很沉稳的光泽，是上等羊毛混丝才会有的质感。
裙子长度刚好过膝，领口别着一枚很小的珍珠胸针，珍珠是白色的，不大，但光泽很润很柔。
头发盘在脑后，盘得很整洁，但不是那种每一丝每一毫都固定得死死的整洁——鬓角留了一两缕很短的碎发，垂在耳侧。
脸上有妆，不浓，遮住了这个年纪该有的细纹和瑕疵，但没遮住眼睛。
她的眼睛很好看，很亮，睫毛长而密，眼尾微微上挑，是那种年轻时候一定被人说过很多次“你眼睛真好看”的眼睛。
嘴角带着一点弧度，不是刻意做出来的微笑，是那种习惯了在任何场合都让旁边的人觉得被尊重、被倾听、被重视的表情。
龙崎真把手臂从旁边椅子上放下来。
他听过这个女人一次——在八岐猛嘴里。
八岐猛说她二十多年前嫁给九条正宗，娘家是京都的花山院，从江户时代就是御用商人。
当时他脑子里勾勒出来的形象和眼前台上这个女人完全不一样。
不是长相——他没想过她的长相。
是气质。
八岐猛嘴里那个“打三个电话就能让一个帮派从歌舞伎町蒸发”的女人，和此刻台上这个笑得像所有新生的温柔学姐一样的女人，是同一个吗。
他盯着她的脸看了几秒。
然后想起了九世梨花子。
两个女人年纪差不多。
九世梨花子也是四十出头，也保养得很好，也喜欢穿这种剪裁利落的套装，也有这种在社交场合滴水不漏的笑容。
但她们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他想了几秒。
九世梨花子是野路子出身，她的风情是带着烟火气的——像深夜居酒屋里老板娘给你烫的那壶酒，热腾腾的，有点烫手，但喝进去很暖。
而台上这个女人，她的风情是冷的。
不是那种拒人千里的冷，是那种你明明离她只有五米，却觉得她住在另一座城市最高那栋楼的顶层套房里，窗户关着，窗帘拉了一半，你看得到灯光但看不到人。
九世梨花子的贵气是后来学的，学得很像，但终究是学的——就像一个很用功的演员，台词背得滚瓜烂熟，每一个停顿都踩得很准，但偶尔在不该笑的时候眼角会先弯一下。
而台上这个女人的贵气是天生的，从她会说话那天起就在接受这种训练，不需要刻意表现也不需要刻意掩饰。
两种贵气，一个是浸进去的，一个是渗出来的。
想到这里他发现一件事。
他想梨花子了。
梨花子现在还在户亚留，替他看着城东那一摊子事。
九龙集团倒台之后城东的资产整合还差最后一口气，那些老派的合作方只认梨花子的脸，换任何人去都不好使。
她是他最好的秘书——不是指端茶倒水那种秘书，是真正能替他管家、替他管钱、替他在那些老狐狸面前周旋的人。
来东京之前他犹豫过要不要带她。
最后还是把她留下了。
不是不想带，是城东还没稳，得有人守着。
等那边稳下来，这边也站稳了，他打算把她接过来。
“各位新同学，上午好。”
九条玲子开口了。
麦克风把她的声音送到讲堂的每一个角落。
她的音色比想象中更柔和，不是那种拿腔拿调的演讲腔，更像是在跟一个很久没见的后辈聊天。
“我是九条玲子。二十五年前，我和你们一样坐在下面。当时我坐的是第三排——那时候安田讲堂的椅子还没换，坐上去会吱嘎吱嘎响。每次校长讲话讲到一半，稍微动一下，周围十几个人都会转头看你。所以我练就了一个本领，一动不动坐两个小时，现在也还能做到。”
台下有人轻声笑了。
不是那种敷衍的礼貌性笑声，是真的觉得有意思。
前排那个刚才在理刘海的女生笑得最大声，旁边那个说“那又怎样”的男生也跟着笑了。
她讲了大概十五分钟。
讲她当年在东大怎么熬夜写论文——法学部的图书馆晚上十点关门，她就抱着书和笔记本去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咖啡厅，点一杯最便宜的美式咖啡，在角落里一直写到天亮。
那时候没有笔记本电脑，所有的论文都是手写的，写错了不能用退格键，只能用修正液一点一点涂掉，等修正液干了再往上写。
有一次她写到凌晨三点，修正液用完了，跑到便利店买，店员是个比她大不了几岁的打工学生，看到她手里的法学教材，问了她一句“你是东大法学部的？”，她说“是”，那个人说“我考了三年没考上。”
讲到这里她停了一下，目光在台下扫过。
“那天晚上我回到咖啡厅，看着桌上那叠改得乱七八糟的稿纸，忽然觉得很幸运。不是因为我考上了他没考上——是因为我突然明白，能坐在这里熬夜写论文，本身就是一种特权。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比你更努力，只是没有机会坐进这间教室。”
台下安静了几秒。
不是那种尴尬的沉默，是某种东西正在空气里慢慢沉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从手机屏幕、指甲、窗外的银杏树上收了回来，落在台上这个女人身上。
然后她讲到了她丈夫。
九条正宗，比她高两届，当时是法学部模拟法庭的冠军。
她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图书馆的借阅卡上，那张借阅卡夹在一本明治年间的判例集里，上面写满了借阅人的名字，每个名字旁边都标注了借阅日期。
她是那本判例集的最后一个借阅人，倒数第二个是“九条正宗”，日期比她早了两年。
她记得他的字写得不太好，横不平竖不直，用力很重，纸的背面都能摸到凹凸。
她在心里想过这个借书人是谁，字写得这么难看，还好意思在判例集上签名。
后来他们在一次模拟法庭上认识。
他当控方她当辩方。
她输了。
输了之后在走廊里拦着他不让走，说你再陪我练一局。
他答应了。
后来练了很多局。
再后来就在一起了。
“所以各位，”她微微提高了音量，目光从左边扫到右边，像是在对每一个人单独说话，“请珍惜你身边坐着的每一个人。你左边那个借你笔记的同学，可能是你未来的合作伙伴；你右边那个跟你一起抱怨食堂难吃的同学，可能是你未来的伴郎伴娘。东大给你们最好的东西，不是学位，是这些人。”
掌声响起来的时候，龙崎真也跟着拍了两下。
他的手掌碰到一起发出的声音很轻，没有特别用力。
他在想这个女人刚才说的那些话。
不是在想她讲的内容——熬夜写论文、图书馆借阅卡、模拟法庭，这些东西跟他的人生几乎没有交集。
他在想的是：她讲的那些话里，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挑出来给人看的。
她讲到她丈夫字写得难看的时候，眼角那点很细的笑纹是真的。
讲到输了模拟法庭在走廊里拦着他不让走的时候，她笑了一下，那个笑里有某种很年轻的、还没被二十多年婚姻磨掉的东西。
不只是怀念——更像是一个人在翻旧相册的时候，对着某张发黄的照片忽然意识到，原来自己曾经那么喜欢过一个人。
龙崎真觉得那个瞬间的九条玲子是真的。
但她从头到尾没有提过她丈夫出轨的事。
没有提过他们的婚姻变成了一台利益机器，两个人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却不说一句话。
没有提过她这些年替九条家清理的那些脏活。
没有提过赤鬼众。
没有提过一个叫八岐猛的人昨天还是她的黑手套，今天已经被他送上了去户亚留的车。
她只是把那些年轻的、干净的、值得被记住的片段挑出来，串在一起，像在编一条珍珠项链。
那些珍珠是真的。
但串起珍珠的线——那条把九条玲子和九条正宗绑在一起、把花山院家和九条家绑在一起、把她二十三年婚姻里所有不能说也不敢说的东西都牢牢箍住的线——她没有让任何人看到。
龙崎真放下手掌，把手臂重新搭在旁边空椅子的靠背上。
法学部部长站起来接过了话筒。
他先是说了一连串感谢的话——感谢九条女士百忙之中莅临，感谢她对母校法学部的一贯支持，提到她设立的那笔奖学金已经资助了四十七个学生，提到她每年秋天都会回来给新生做这场演讲，二十年来只缺席过两次。
一次是因为她生儿子，产后恢复期间还在病房里批改了所有奖学金申请材料。
一次是因为她丈夫竞选最关键的那几天，她必须站在竞选车上面向路人鞠躬，每天鞠上千次，鞠到腰椎出了问题，在理疗床上躺了两个月。
部长把这些事情说得很具体，每一条都有确切的年份和数字，像是提前做过很认真的功课，也像是这些事本来就值得被认真对待。
部长讲完，把话筒递还给九条玲子。
这是惯例——名誉校友的演讲结束后，部长致谢并宣布进入最后的互动环节。
互动环节通常很短，两三句话收尾，然后全场鼓掌散场。
九条玲子接过话筒，台下已经开始有人收拾书包了，拉链拉开的声音从后排往前排传，像一阵很细的波浪。
她看着台下，微笑着等了几秒钟，等那些拉链声停下来。
“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是通过了最严苛的选拔才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人中龙凤，这一点无需置疑。”
她把尾音拖长了一点，目光在台下缓缓扫过，像是在找什么人。
“不过——今年法学部有一位新生，他在入学之前就已经做了一件足以让整个东大为他骄傲的事。”
台下安静了一瞬。
刚才还在收拾书包的人停了手。
前排那个理刘海的女生转过头小声问旁边的人“她说的是谁，你认识吗”，旁边的男生摇头。
“最近有一件事上了全国新闻。一架民航客机被歹徒劫持，两名飞行员在搏斗中牺牲，飞机在失去控制的状态下由一名乘客成功迫降。这名乘客，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是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白色的上衣。牛仔裤。帆布鞋。”
前排那个理刘海的女生嘴张开又合上，合上又张开，用手捂住了嘴。
她的眼睛瞪得很大，转头看后排的人，后排的人也在看她，两个人的表情一模一样——像是在说“不会是我们学校的吧”。
九条玲子停了一下，把目光从台下收回来，落在面前那张长桌的某个点上，像是在确认一个已经知道但还是想再念一遍的名字。
“他今年九月刚入学，法学部一年级。那天他从户亚留坐飞机来东京——就是那架被他救下来的飞机。很巧的是，这件事发生之后校方才发现——他是我们的新生。”
她的目光越过前排的学生，落在最后一排靠走道的位置上。
“龙崎真同学，你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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