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沉得像一锅熬糊的粥,巷口那盏油灯被风刮得忽明忽暗,照着悦来居歪斜的招牌。陈宛之站在二楼窗前,影子贴在破了洞的窗纸上,一动不动。楼下掌柜喊吃饭的声音早过了,隔壁房客打呼噜也停了,整条窄巷只剩她屋里一点微光。

  她没坐下,也没脱外袍。药囊还摆在桌上,边关地图压在《千金方》抄本上,纸角微微翘起。她盯着那张图看了半晌,忽然转身,从包袱里抽出一张新纸、一支秃笔、一方磨了一半的墨块。

  火石擦亮,灯芯挑高。她吹了口气,把炭屑从灯盏边沿拂去,然后铺纸、研墨,动作利落得像是要赶在天亮前做完一件急事。

  第一件事是理清楚自己到底听到了什么。

  她在纸上写下“朝议”二字,下面列了三条线:茶铺汉子说的、桥头衙役讲的、书坊书吏提的。三处消息互不相识,却都指向同一个结果——她的策论进了朝堂,吵了一通,最后“容后再议”。

  她笔尖顿住,“再议”两个字画了个圈,又狠狠涂黑。

  这词儿听着客气,实则最狠。不是驳回,也不是采纳,就搁那儿,不上不下,等风头过去,谁还记得?流民饿不死也活不好,官老爷们照常喝茶看折子,日子一久,这事就算翻篇了。

  她又写:“谁在推?谁在拖?”

  茶铺说户部怕担责,工部嫌费钱,兵部担心不安分;桥头衙役提到裴大人当场斥为“细务”,不该朝廷插手;书坊书吏补了一句,说是“民间自治便可”。

  她冷笑一声,笔杆在桌面上轻轻一磕。

  民间自治?哪有民可自?流民连饭都吃不上,拿什么治?拿命治吗?

  她把“裴大人”三个字圈出来,旁边注了个问号。这人名字没听过,但能在朝会上一句话压下众议,必是有分量的主儿。而且他不反对内容,只反对“该不该管”,这是划地盘——你们这些小人物的事,别往我们大政上扯。

  这才是真正的杀招。

  她搁下笔,手指无意识摩挲腰间的残玉简。冰凉的一截,没动静。她也不指望它出声,只是习惯性碰一碰,像是确认自己还醒着。

  接着她开始拆局。

  阻力在哪?三处:权属不清——没人认这摊事;利益牵连——有人怕动了自己的碗;怕担风险——宁可看着死人,也不愿背锅。

  那突破口呢?

  她想起兖州老族长说过一句话:“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真菩萨又不说话。”可还有种人,不是菩萨,也不管江,就爱念经,见人作恶便敲木鱼,见官贪污就写文章骂。

  这类人,叫清流。

  她小时候在渔村听过私塾先生讲古,说从前有种官,手里没兵没银,连衙门都不坐,专干一件事:弹劾。今天参你贪墨,明天劾你失德,后天写篇万言书骂皇帝懒政。他们不怕贬官,不怕流放,就怕名声坏了。因为他们的靠山不是权,是“道”。

  她眼睛亮了一下。

  这种人,或许能用。

  他们不掌实权,所以不怕丢权;重名节,所以敢说话;又因常在野或位卑言轻,反倒能说些别人不敢提的话。若能让其中一个站出来替《流民安置三策疏》发声,哪怕只是上个奏本、递个条陈,也能把这事重新点着。

  关键是,怎么让他们接这个烫手山芋?

  她低头看自己写的策论草稿。字迹工整,条理清晰,可读起来还是像一份“请领导批示”的公文。清流之人最厌俗吏嘴脸,若呈上去像个讨赏的状子,人家一眼扔了都不带看第二行。

  得改。

  她重新铺纸,不再写“臣谨陈三策”,也不用“伏惟圣察”那一套虚礼。开头第一句就写:“天下将乱,必起于弃民。”

  她笔下一顿,心想这话太重,可又觉得不重不行。流民营里那些人,眼窝塌陷,手脚冻烂,夜里抱团取暖,第二天总有几个再没醒来。这不是灾,是慢杀。而朝廷现在做的事,就是默许这场慢杀继续。

  她接着写:“今南门外三百流民,非盗非匪,皆良善之民,因天灾人祸失所依归。然官府视之如疫,驱之如畜,禁其入城,绝其生路。此非治国之道,实乃积怨养乱之举。”

  她越写越顺,像是把这几天憋在胸口的话全倒了出来。她把工代赈说得不只是救济,而是“以劳赎食,使人重拾尊严”;把编户册解释为“定籍立身,使流亡者有根可寻”;把养济院比作“寒夜孤灯”,虽小,却能让人心知道世间尚有暖处。

  写到“疫起于饥,乱生于弃”时,她停下,回头翻出孙济民给的《防疫八条》,从中摘了两条数据:兖州流民营中,七成病患初起症状为营养不良所致;冻死者中,六成是在入冬前十日内无人施救。

  她把这些数字一一补进策论,加了一句:“医者治病,先查病因。今百姓之病,在无粮、无屋、无望。若只堵其口,不禁其源,则万人伏尸之日,不过迟早。”

  这一稿,不再是求恩典,而是一记耳光。

  她知道自己在赌。赌清流之人还有血性,还有胆子接过这耳光,甩到朝堂上去。

  写完已是二更天。她手腕发酸,指节僵硬,吹灯前又通篇看了一遍,确认没有错漏,才将原稿与誊清本并排放在桌上,用一块旧砚压住,防着夜风掀了。

  第二步是仪容。

  她打开包袱,取出唯一一套像样的衣裳——靛蓝圆领袍。这是她赴县试时穿的,粗布所制,洗得发白,袖口还打着一处细密的补丁。她抖开衣服,对着墙上破窗纸映出的影子比了比,发现肩线有些歪,便坐在床沿,就着残烛光,一针一线缝正了。

  她又找出青玉冠,用布擦净灰尘,挂在床头绳上晾着。药囊也翻出来,把边关地图夹进《济阴纲目》里,外面裹一层油纸,重新系紧。她摸了摸残玉简,没取下来,就让它贴着腰侧,冷也好,热也好,反正这些年一直这么贴着。

  临行前,她从桌角陶瓮里舀了半碗冷水,泡进一块粗茶饼。等茶浸透,喝了一大口。水凉涩,呛得她咳了一声,但也让她脑子彻底清醒过来。

  她对着窗纸影照了照,发髻齐整,衣衫干净,药囊斜挂肩头,手里拄着那根枣木棍。不像乞丐,也不像官人,倒像个走远路的读书郎。

  她低声说:“今日不是陈宛之求见,是‘执笔者’登门。”

  说完,她吹灭油灯,锁好房门,拄着棍子,一步步走下楼梯。

  楼板吱呀响,每一步都像踩在旧梦上。掌柜在柜后打盹,听见动静抬了抬头,见是她,又低下脑袋。她没打招呼,径直出门。

  巷外风大了些,卷着尘土扑人脸。她拉了拉衣领,拐上主街。街上行人稀少,几家酒肆还亮着灯,传出划拳声和笑闹。她不往热闹处走,沿着墙根阴影一路向东。

  槐柳巷在城东,是清流官员聚居之地。她没去过,只听孙济民提过一句:“那边宅子不大,门匾却多,写的都是‘守拙’‘慎独’‘静思’之类的话。”

  她一边走一边记路标:过了铁匠铺,右转见井台,再直行百步有棵歪脖子槐树,那就是巷口了。

  路上她想了很多,也什么都不想。

  她知道,这一去极可能吃闭门羹。清流虽重名节,可也讲究身份对等。她一个无名小卒,连正式功名都没有,贸然登门,门房就能把她轰走。就算侥幸见着人,对方若只当她是来求荐举的穷酸,随便敷衍两句打发了,也是白跑。

  但她必须试。

  因为她已无路可退。

  兖州流民营里的孩子还在等一口热饭,南门外那批人今晚睡在哪她不知道,但明天太阳升起时,若仍无人替他们说话,就会有人开始倒下。而第一个倒下的,也许再也站不起来。

  她不能等。

  她也不想再躲在茶铺桥头偷听。那种滋味太屈辱——像条狗蹲在饭桌底下,等人扔块骨头下来才知道今天吃什么。

  她要走上席面,亲自把菜端上来。

  夜风卷着落叶扫过脚面,她拄着棍子,走得不快,但一步没停。

  远处皇城依旧沉默,朱墙金瓦在夜色中模糊成一片暗影。她没抬头看,也不需要看。她知道自己要去哪儿。

  槐柳巷口那棵歪脖子槐树终于出现在眼前。树干向西倾斜,枝条垂地,像一位躬身行礼的老者。巷子不宽,两旁青砖墙高耸,门户紧凑,门楣上果然挂着不少匾额,字迹端正,墨色未褪。

  她站在巷口,深吸一口气。

  风从背后推来,带着城南炊饼摊的焦香和北市马厩的土腥味。她握紧枣木棍,左手扶了扶药囊,迈步走进槐柳巷。

  巷内寂静,只有她的脚步声在石板上轻轻回响。一户人家窗缝漏出一线灯光,映在青砖地上,像一把横放的小刀。她数着门牌,目光扫过每一扇紧闭的黑漆大门。

  她不知道哪家住着肯说话的人,只能一家家试。

  走到第三户门前,门匾上写着“守素堂”三字。她停下,抬起手,准备叩门环。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踏碎了巷中的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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