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欠工人工资。”林浩东抬起头，看着肖建军，“她跟人因为工资的事起了纠纷，对方怀恨在心，最后动了杀心。”
肖建军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你有依据吗？”
“没有。”林浩东摇了摇头，“直觉。”
肖建军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叹了口气：“你的直觉，可能比我的情报还准。”
他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如果真是因为工资纠纷，那凶手很可能就是吴彩云手下的工人。而且不是一般工人，是被她欠薪欠得很惨、多次讨要无果的那种。这种人最容易产生极端情绪。”
林浩东点了点头：“从死者的人际关系入手，重点排查那些跟她有过经济纠纷的工人，尤其是最近几个月被她欠薪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性格偏激的。”
肖建军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老周，你那边查得怎么样了？……好，你把名单整理出来，明天一早我们去彩云岭镇走访……嗯，先这样。”
挂了电话，肖建军看了看手表：“快六点了，走吧，先去吃饭。”
林浩东笑了笑：“肖局，您这么一说，我还真饿了。”
欧阳羽霞也笑了，但笑得有点勉强。
她的心思还在案子上，脑子里一直在转——
吴彩云，四十五岁，食品加工厂，修路工程，经济纠纷，欠薪，工人，杀人，分尸，抛尸……
这些词在她脑子里像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转得她脑仁疼。
三个人出了办公室，下了楼，在县局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县城中心的一条美食街。
肖建军挑了一家做本地菜的馆子，不大，但干净，墙上挂着几幅本地风景的照片。
三人坐下，肖建军点了四个菜一个汤——回锅肉、泰安鱼、蒜蓉空心菜、尖椒烧鸡和一碗酸菜粉丝汤。
回锅肉上得很快，毕竟是这个店的招牌菜。
肖建军最好这口，当然，他也极力给林浩东和欧阳羽霞作了推荐。
其次是尖椒烧鸡，鸡是正宗的土鸡，吃起来有点儿糯，还带嚼劲。
林浩东吃了两碗米饭，把肚子填得饱饱的。
肖建军吃了几筷子后，就跟林浩东讨论起了案子的事情。
欧阳羽霞越听越不是滋味。
虽然案子还未告破，但听肖建军讲起死者吴彩云经常拖欠和克扣工人工资的事情，她还是感到义愤填膺！
有那么一瞬间，她甚至觉得她死有余辜！
饭馆里的其他客人陆续走了，服务员开始收拾桌子，碗碟碰撞的声音在空旷的饭馆里回荡，清脆而空洞。
“时间不早了，走吧，去休息了。”肖建军站起来，结账，三人走出饭馆。
夜风吹来，带着街道上烧烤摊的烟火气和远处河面上水草的腥味，混在一起，说不出是好闻还是难闻，但很真实。
三人在饭馆门口分开了，肖建军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家，欧阳羽霞和林浩东叫了一辆车回宾馆。
车上，两人并排坐在后排，谁都没说话。
出租车里的收音机播放着一首老歌，歌手的嗓音沙哑而深情，唱着一个关于离别和重逢的故事。
林浩东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呼吸均匀。
欧阳羽霞侧头看了他一眼，他的侧脸在车窗外路灯的光影中忽明忽暗，轮廓分明，像一幅用炭笔勾勒的素描。
他的睫毛很长，在眼睑下方投下一片扇形的阴影。
他的嘴唇微微抿着，嘴角有一道浅浅的弧度，即使在休息的时候也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欧阳羽霞收回了目光，看着车窗外的街景。
霓虹灯在夜空中闪烁着，红的、绿的、蓝的、黄的，把整条街道照得五彩斑斓。
人们在街上走着，笑着，闹着，过着他们平凡而幸福的生活。
没有人知道，就在今天早上，一具无头女尸从清河里被打捞上来。
没有人知道，在一个叫彩云岭的小镇上，一个四十五岁的女人被人掐死、砍头、分尸、抛尸，死得惨不忍睹。
也没有人知道，坐在她身边的这个男人，用一种她理解不了的方式，在一点一点地揭开真相。
车到了宾馆门口，两人下车，走进大堂。
电梯里，两人并排站着，看着电梯门上的数字从1跳到2，从2跳到3。
叮的一声，电梯门开了。
“晚安。”欧阳羽霞说。
“晚安。”林浩东说。
两人各自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把那句想说但没说出口的话关在了门外。
第二天早上八点，肖建军的电话把林浩东从睡梦中叫醒。
“浩东，查到了。”
林浩东揉了揉眼睛，坐起来：“查到什么了？”
“吴彩云的社会关系排查结果出来了。有一个叫汤伟的工人，二十八岁，男，在吴彩云的食品加工厂干了三个月，吴彩云欠他一万块钱工资没给。”
“他老婆带着孩子在县医院住院，孩子病了，需要钱治病，他多次找吴彩云要钱，吴彩云一直拖着不给。”
肖建军的声音里有一种压抑的兴奋，像猎犬闻到了猎物的气味。
“汤伟现在在哪？”
“租住在云岭县城南的一个出租屋里。我们的人已经过去了，但还没找到他。他的手机打不通，房东说他昨天下午出门以后就没回来。”
林浩东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沉声道，“肖局，别找了。”
“什么？”
“我说别找了。”林浩东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跟一个正在追查杀人案的人说话，“他会自己来的。”
“你什么意思？”肖建军诧异。
林浩东解释道，“我的意思是，汤伟会来投案自首。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最迟不会超过后天。”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浩东，你是不是又‘算’到什么了？”
“算是吧。”林浩东说，“肖局，你信我吗？
“我什么时候没信过你？”
“那你就等着。别派人去抓他，别给他施加压力，别让他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逃了。就让他自己待着，让他自己想，让他自己决定。”
又是一阵沉默。
“好。”肖建军最终吐出了这个字。
挂了电话，林浩东起床洗漱。
他在刷牙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不是同情，不是怜悯，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一团揉在一起的线，解不开，剪不断。
汤伟，二十八岁，在吴彩云的食品加工厂打工，一个月三千多块钱的工资，被她找各种理由拖欠了三个多月，总共欠了一万多块。
而汤伟的老婆带着孩子在医院，孩子病了，需要钱治病。
他一次次去找吴彩云要钱，吴彩云一次次推脱，说“过两天”“下个月”“再等等”。
终于有一天，他等不了了。
他去了吴彩云的办公室，向她讨要说法。
吴彩云不但没有给他工资，还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你这穷鬼，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你老婆孩子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再不走我叫保安了。
然后汤伟失去了理智。
他掐住了吴彩云的脖子。
不是一下子掐死的，是掐晕了，松开了，吴彩云醒了，又掐，反复了不知道多少次，最后吴彩云不再动了。
然后他慌了。
肖建军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你有依据吗？”
“没有。”林浩东摇了摇头，“直觉。”
肖建军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叹了口气：“你的直觉，可能比我的情报还准。”
他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如果真是因为工资纠纷，那凶手很可能就是吴彩云手下的工人。而且不是一般工人，是被她欠薪欠得很惨、多次讨要无果的那种。这种人最容易产生极端情绪。”
林浩东点了点头：“从死者的人际关系入手，重点排查那些跟她有过经济纠纷的工人，尤其是最近几个月被她欠薪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性格偏激的。”
肖建军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老周，你那边查得怎么样了？……好，你把名单整理出来，明天一早我们去彩云岭镇走访……嗯，先这样。”
挂了电话，肖建军看了看手表：“快六点了，走吧，先去吃饭。”
林浩东笑了笑：“肖局，您这么一说，我还真饿了。”
欧阳羽霞也笑了，但笑得有点勉强。
她的心思还在案子上，脑子里一直在转——
吴彩云，四十五岁，食品加工厂，修路工程，经济纠纷，欠薪，工人，杀人，分尸，抛尸……
这些词在她脑子里像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转得她脑仁疼。
三个人出了办公室，下了楼，在县局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县城中心的一条美食街。
肖建军挑了一家做本地菜的馆子，不大，但干净，墙上挂着几幅本地风景的照片。
三人坐下，肖建军点了四个菜一个汤——回锅肉、泰安鱼、蒜蓉空心菜、尖椒烧鸡和一碗酸菜粉丝汤。
回锅肉上得很快，毕竟是这个店的招牌菜。
肖建军最好这口，当然，他也极力给林浩东和欧阳羽霞作了推荐。
其次是尖椒烧鸡，鸡是正宗的土鸡，吃起来有点儿糯，还带嚼劲。
林浩东吃了两碗米饭，把肚子填得饱饱的。
肖建军吃了几筷子后，就跟林浩东讨论起了案子的事情。
欧阳羽霞越听越不是滋味。
虽然案子还未告破，但听肖建军讲起死者吴彩云经常拖欠和克扣工人工资的事情，她还是感到义愤填膺！
有那么一瞬间，她甚至觉得她死有余辜！
饭馆里的其他客人陆续走了，服务员开始收拾桌子，碗碟碰撞的声音在空旷的饭馆里回荡，清脆而空洞。
“时间不早了，走吧，去休息了。”肖建军站起来，结账，三人走出饭馆。
夜风吹来，带着街道上烧烤摊的烟火气和远处河面上水草的腥味，混在一起，说不出是好闻还是难闻，但很真实。
三人在饭馆门口分开了，肖建军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家，欧阳羽霞和林浩东叫了一辆车回宾馆。
车上，两人并排坐在后排，谁都没说话。
出租车里的收音机播放着一首老歌，歌手的嗓音沙哑而深情，唱着一个关于离别和重逢的故事。
林浩东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呼吸均匀。
欧阳羽霞侧头看了他一眼，他的侧脸在车窗外路灯的光影中忽明忽暗，轮廓分明，像一幅用炭笔勾勒的素描。
他的睫毛很长，在眼睑下方投下一片扇形的阴影。
他的嘴唇微微抿着，嘴角有一道浅浅的弧度，即使在休息的时候也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欧阳羽霞收回了目光，看着车窗外的街景。
霓虹灯在夜空中闪烁着，红的、绿的、蓝的、黄的，把整条街道照得五彩斑斓。
人们在街上走着，笑着，闹着，过着他们平凡而幸福的生活。
没有人知道，就在今天早上，一具无头女尸从清河里被打捞上来。
没有人知道，在一个叫彩云岭的小镇上，一个四十五岁的女人被人掐死、砍头、分尸、抛尸，死得惨不忍睹。
也没有人知道，坐在她身边的这个男人，用一种她理解不了的方式，在一点一点地揭开真相。
车到了宾馆门口，两人下车，走进大堂。
电梯里，两人并排站着，看着电梯门上的数字从1跳到2，从2跳到3。
叮的一声，电梯门开了。
“晚安。”欧阳羽霞说。
“晚安。”林浩东说。
两人各自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把那句想说但没说出口的话关在了门外。
第二天早上八点，肖建军的电话把林浩东从睡梦中叫醒。
“浩东，查到了。”
林浩东揉了揉眼睛，坐起来：“查到什么了？”
“吴彩云的社会关系排查结果出来了。有一个叫汤伟的工人，二十八岁，男，在吴彩云的食品加工厂干了三个月，吴彩云欠他一万块钱工资没给。”
“他老婆带着孩子在县医院住院，孩子病了，需要钱治病，他多次找吴彩云要钱，吴彩云一直拖着不给。”
肖建军的声音里有一种压抑的兴奋，像猎犬闻到了猎物的气味。
“汤伟现在在哪？”
“租住在云岭县城南的一个出租屋里。我们的人已经过去了，但还没找到他。他的手机打不通，房东说他昨天下午出门以后就没回来。”
林浩东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沉声道，“肖局，别找了。”
“什么？”
“我说别找了。”林浩东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跟一个正在追查杀人案的人说话，“他会自己来的。”
“你什么意思？”肖建军诧异。
林浩东解释道，“我的意思是，汤伟会来投案自首。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最迟不会超过后天。”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浩东，你是不是又‘算’到什么了？”
“算是吧。”林浩东说，“肖局，你信我吗？
“我什么时候没信过你？”
“那你就等着。别派人去抓他，别给他施加压力，别让他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逃了。就让他自己待着，让他自己想，让他自己决定。”
又是一阵沉默。
“好。”肖建军最终吐出了这个字。
挂了电话，林浩东起床洗漱。
他在刷牙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不是同情，不是怜悯，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一团揉在一起的线，解不开，剪不断。
汤伟，二十八岁，在吴彩云的食品加工厂打工，一个月三千多块钱的工资，被她找各种理由拖欠了三个多月，总共欠了一万多块。
而汤伟的老婆带着孩子在医院，孩子病了，需要钱治病。
他一次次去找吴彩云要钱，吴彩云一次次推脱，说“过两天”“下个月”“再等等”。
终于有一天，他等不了了。
他去了吴彩云的办公室，向她讨要说法。
吴彩云不但没有给他工资，还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你这穷鬼，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你老婆孩子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再不走我叫保安了。
然后汤伟失去了理智。
他掐住了吴彩云的脖子。
不是一下子掐死的，是掐晕了，松开了，吴彩云醒了，又掐，反复了不知道多少次，最后吴彩云不再动了。
然后他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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