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伟家的四合院里，老槐树的叶子被晨光照得发亮。丁平站在院子中间，白衬衫，深蓝色外套，头发梳得整齐，指甲剪得很短。他九岁，要去见这个国家权力最核心的人之一。
丁伟站在台阶上，手里端着一杯热茶，看着孙子。他的目光很沉，像压着什么东西。
“去了之后，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别问。”
丁平点头。
“老首长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
“我知道，爷爷。”
丁伟走下台阶，把茶杯放在石台上，蹲下来，平视着孙子的眼睛。那双眼睛很亮，亮得不像九岁的孩子。
“小平，你知道老首长为什么要你去吗？”
丁平想了想。“不知道。”
丁伟站起来，没有再说。有些话，不能说得太早。有些路，得让孩子自己走。
院门被敲响。李云龙站在门口，旧军装，风纪扣严严实实，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他看见丁平，上下打量了一眼。
“小子，走吧。”
丁平转过身，看了爷爷一眼。丁伟朝他点了点头。丁平跟着李云龙走出院门，上了胡同口那辆黑色轿车。引擎已经发动了，尾灯在晨光里亮着暗红色的光。
丁伟站在院门口，看着车子消失在胡同口。
他站了很久。
晨光从东边漫过来，先是落在院墙上，把灰瓦镀成淡金色，然后慢慢地往下移，移到老槐树的树干上，移到青砖地面上，移到台阶下那盆半死不活的文竹上。文竹的叶子发黄了，但还在长，新抽的枝条细细的，卷卷的，像婴儿攥紧的手指。
丁伟转身走回院子里，端起石台上那杯已经凉了的茶，喝了一口。
苦的。凉到胃里。
他放下茶杯，走进屋里，拿起公文包，出了门。
组织部大楼在晨光中显得庄严肃穆。灰白色的石材立面被初升的太阳镀上一层淡金色，窗户玻璃反射着光，一片一片的，像无数面小小的镜子。
丁伟走进大楼。电梯还没到，他走楼梯。一层，两层，三层。走廊里的灯还亮着，日光灯发出嗡嗡的低响。他推开门，把公文包放在桌上，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坐下，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
“小王，让冯朝飞（书友慢斯条理的陆尘笑客串）同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是。”
电话挂了。丁伟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那棵银杏树。叶子还是绿的，但再过几个月就会黄，会落，会铺满一地。明年春天又会发芽，又会长出新的叶子。
树是这样，人也是这样。老的走了，新的来。来的不只是人，还有那些没有画完的箭头，那些没有走完的路。
冯朝飞敲门的时候，丁伟正在看一份文件。不是汉东的，是西部的，关于干部交流的。他抬起头，看着门口。
“进来。”
冯朝飞走进来，五十八岁，头发花白，梳得很整齐，深灰色中山装，领口别着一枚很小的党徽，红底金字，在灯光下闪了一下。他在丁伟对面坐下，背挺得很直，双手放在膝盖上。
他的履历扎实，工作经验丰富，原则性强，工作方法灵活。他是丁伟属意的接班人——这个事还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但丁伟心里已经有了数。
“冯朝飞同志，顾锦同志和风灵毓同志的任职文件，你看了吗？”
“看了。昨天下午上小王就给我送到办公室了。”
丁伟从桌上拿起两份文件，递给冯朝飞。“这是正式文件。一周后，你送他们去汉东赴任。”
冯朝飞接过文件，翻开看了一眼，合上，放在膝盖上。“是。”
丁伟看着他。“你送他们到了汉东之后，不要急着回来。”
冯朝飞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
“先在汉东待一段时间。等巡视组到了，你再回来。”
冯朝飞的目光微微变了一下，但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他看着丁伟，等着他说下去。
丁伟从桌上拿起另一份文件，递给他。冯朝飞接过去，翻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的阅读速度很慢，每一页都看了很久，像是在一个字一个字地消化。
文件的内容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关于在汉东省进行公职人员亲属禁止从事商业活动的试点方案。公职人员——从科级到省部级——其配偶、子女、子女的配偶，不得在其管辖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商业活动。已经从事的，要么退出，要么公职人员本人调离岗位。
第二部分，关于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直系亲属国籍和财产申报制度。所有省管干部，必须如实申报其配偶、子女、子女的配偶的国籍情况，以及这些直系亲属在境外的财产情况。申报材料由省纪委和省组织部双重备案，定期抽查，发现瞒报、漏报、谎报的，一律先停职，再调查。
第三部分，试点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从顾锦和风灵毓到任后的第三个月开始启动，用半年时间完成首批申报和清理工作，再用半年时间总结经验、完善制度，然后向全国推广。
冯朝飞看完了，把文件合上，放在膝盖上，看着丁伟。他的表情很平静，但他的手放在文件上，手指微微蜷着，指节发白。
“丁部长，这个试点，谁来负责？”
丁伟看着他。“你。”
冯朝飞的手指紧了一下。“我？”
丁伟说：“你送顾锦和风灵毓到汉东之后，先协助他们把班子搭起来，把情况摸清楚。然后巡视组到了，你带着巡视组，在汉东待三个月。这三个月里，你要把试点的框架搭起来，把第一批申报和清理工作做完，把存在的问题梳理清楚，把需要中央支持的事项报上来。”
冯朝飞沉默了很久。
他看着窗外那棵银杏树，看着那些扇形的叶子在风里轻轻翻动，绿色的，还没有黄。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在窗台上画出一片一片的、晃动的光斑。
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自己三十年前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想起那些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在信访办公室里度过的日日夜夜。想起那些因为亲属经商而被群众戳脊梁骨的干部，想起那些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自己在台上大谈廉洁的官员。
他想起去年冬天，一个老同志来找他，说自己的儿子在地方上被举报了，问他能不能帮忙说句话。他帮了——但不是帮那个儿子脱罪，是帮那个儿子把问题交代清楚。老同志后来没有再找过他。
丁伟站在台阶上，手里端着一杯热茶，看着孙子。他的目光很沉，像压着什么东西。
“去了之后，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别问。”
丁平点头。
“老首长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
“我知道，爷爷。”
丁伟走下台阶，把茶杯放在石台上，蹲下来，平视着孙子的眼睛。那双眼睛很亮，亮得不像九岁的孩子。
“小平，你知道老首长为什么要你去吗？”
丁平想了想。“不知道。”
丁伟站起来，没有再说。有些话，不能说得太早。有些路，得让孩子自己走。
院门被敲响。李云龙站在门口，旧军装，风纪扣严严实实，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他看见丁平，上下打量了一眼。
“小子，走吧。”
丁平转过身，看了爷爷一眼。丁伟朝他点了点头。丁平跟着李云龙走出院门，上了胡同口那辆黑色轿车。引擎已经发动了，尾灯在晨光里亮着暗红色的光。
丁伟站在院门口，看着车子消失在胡同口。
他站了很久。
晨光从东边漫过来，先是落在院墙上，把灰瓦镀成淡金色，然后慢慢地往下移，移到老槐树的树干上，移到青砖地面上，移到台阶下那盆半死不活的文竹上。文竹的叶子发黄了，但还在长，新抽的枝条细细的，卷卷的，像婴儿攥紧的手指。
丁伟转身走回院子里，端起石台上那杯已经凉了的茶，喝了一口。
苦的。凉到胃里。
他放下茶杯，走进屋里，拿起公文包，出了门。
组织部大楼在晨光中显得庄严肃穆。灰白色的石材立面被初升的太阳镀上一层淡金色，窗户玻璃反射着光，一片一片的，像无数面小小的镜子。
丁伟走进大楼。电梯还没到，他走楼梯。一层，两层，三层。走廊里的灯还亮着，日光灯发出嗡嗡的低响。他推开门，把公文包放在桌上，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坐下，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
“小王，让冯朝飞（书友慢斯条理的陆尘笑客串）同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是。”
电话挂了。丁伟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那棵银杏树。叶子还是绿的，但再过几个月就会黄，会落，会铺满一地。明年春天又会发芽，又会长出新的叶子。
树是这样，人也是这样。老的走了，新的来。来的不只是人，还有那些没有画完的箭头，那些没有走完的路。
冯朝飞敲门的时候，丁伟正在看一份文件。不是汉东的，是西部的，关于干部交流的。他抬起头，看着门口。
“进来。”
冯朝飞走进来，五十八岁，头发花白，梳得很整齐，深灰色中山装，领口别着一枚很小的党徽，红底金字，在灯光下闪了一下。他在丁伟对面坐下，背挺得很直，双手放在膝盖上。
他的履历扎实，工作经验丰富，原则性强，工作方法灵活。他是丁伟属意的接班人——这个事还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但丁伟心里已经有了数。
“冯朝飞同志，顾锦同志和风灵毓同志的任职文件，你看了吗？”
“看了。昨天下午上小王就给我送到办公室了。”
丁伟从桌上拿起两份文件，递给冯朝飞。“这是正式文件。一周后，你送他们去汉东赴任。”
冯朝飞接过文件，翻开看了一眼，合上，放在膝盖上。“是。”
丁伟看着他。“你送他们到了汉东之后，不要急着回来。”
冯朝飞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
“先在汉东待一段时间。等巡视组到了，你再回来。”
冯朝飞的目光微微变了一下，但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他看着丁伟，等着他说下去。
丁伟从桌上拿起另一份文件，递给他。冯朝飞接过去，翻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的阅读速度很慢，每一页都看了很久，像是在一个字一个字地消化。
文件的内容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关于在汉东省进行公职人员亲属禁止从事商业活动的试点方案。公职人员——从科级到省部级——其配偶、子女、子女的配偶，不得在其管辖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商业活动。已经从事的，要么退出，要么公职人员本人调离岗位。
第二部分，关于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直系亲属国籍和财产申报制度。所有省管干部，必须如实申报其配偶、子女、子女的配偶的国籍情况，以及这些直系亲属在境外的财产情况。申报材料由省纪委和省组织部双重备案，定期抽查，发现瞒报、漏报、谎报的，一律先停职，再调查。
第三部分，试点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从顾锦和风灵毓到任后的第三个月开始启动，用半年时间完成首批申报和清理工作，再用半年时间总结经验、完善制度，然后向全国推广。
冯朝飞看完了，把文件合上，放在膝盖上，看着丁伟。他的表情很平静，但他的手放在文件上，手指微微蜷着，指节发白。
“丁部长，这个试点，谁来负责？”
丁伟看着他。“你。”
冯朝飞的手指紧了一下。“我？”
丁伟说：“你送顾锦和风灵毓到汉东之后，先协助他们把班子搭起来，把情况摸清楚。然后巡视组到了，你带着巡视组，在汉东待三个月。这三个月里，你要把试点的框架搭起来，把第一批申报和清理工作做完，把存在的问题梳理清楚，把需要中央支持的事项报上来。”
冯朝飞沉默了很久。
他看着窗外那棵银杏树，看着那些扇形的叶子在风里轻轻翻动，绿色的，还没有黄。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在窗台上画出一片一片的、晃动的光斑。
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自己三十年前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想起那些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在信访办公室里度过的日日夜夜。想起那些因为亲属经商而被群众戳脊梁骨的干部，想起那些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自己在台上大谈廉洁的官员。
他想起去年冬天，一个老同志来找他，说自己的儿子在地方上被举报了，问他能不能帮忙说句话。他帮了——但不是帮那个儿子脱罪，是帮那个儿子把问题交代清楚。老同志后来没有再找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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