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如期在县城举行，师父那天当了证婚人，在酒过三巡以后，他一把拉过正在敬酒的我，眼含热泪的说：“宏军，你马上出徒了。你今天又结婚，这是双喜临门，师傅真为你高兴，我的两个徒弟成了两口子，这是我付红军这一生最高兴的事。”
我也热泪盈眶，对师父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一定不会忘记师父对我的恩德。”
他摇摇头，指着我的鼻尖说：“关宏军，我有那么老吗？什么终生为父，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兄弟。”
说完我们紧紧的相拥在一起。
这是我对婚礼当天最深刻的记忆。
付红军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兄长，也是我一生中最感激的朋友。如果没有他，我永远也走不出人生的至暗时刻，一生都会在卑微的泥沼中挣扎。
婚礼后，我心甘情愿地顺从了命运的安排，开始了整天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
我和张芳芳出徒不久，她抚摸着日益隆起的肚子，憧憬着我们的美好未来。
她说我们两人出徒后，工资就每人涨了100多，这样就可以给即将出世的孩子相对更好的条件。
我没有她那么乐观，因为我已经预感到一场关乎每个人的风暴即将来临。
我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嗅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国有企业改制已经势在必行，再不改变这种体制僵化、机制陈旧、资源浪费、包袱沉重的现状，企业就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但改革永远会有人付出代价，做出牺牲。
不久，厂里就召开了减员增效动员大会，同时公布了第一批下岗名单。
我和张芳芳刚刚出徒，自然而然的被归为非技术骨干和熟练工人一类，光荣地登上了大红榜。
这是多么滑稽的一件事，关乎每个人前途和生计的名单，竟然用了一张喜庆的红纸张榜公告。
这对我和张芳芳无异于晴天霹雳，我们夫妻俩的双双下岗意味着从此没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看着在床上以泪洗面的她，我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
我不怕下岗，我甚至还希望这个厂子早点完蛋，到那时整日作威作福的那些人就再也没有趾高气昂的资本。
我又怕下岗，下岗后我就成了无业游民，虽然表面上还和厂子有着劳动关系，但是死是活已经没人关心过问。
第二天，师父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一趟车间。
我在更衣室找到了他，他正在收拾个人物品。
我好奇地问：“师父，这是干嘛？”
师父笑了笑，平静的对我说：“我下岗了。”
我说：“怎么可能，你是全厂的技术大拿，轮谁也轮不到你头上。”
师父停下手中的活，看着我说：“我是主动要求的，把你换回来了。”
我惊讶地睁大眼睛，继而禁不住哭着说：“师父，师母的厂子放了长假，你再下岗怎么生活？”
师父过来给我抹了抹眼泪，安慰我：“你嫂子还开着生活费呐。我主动下岗也不全是因为你，主要是自己干的不开心。你看看厂子让他们管成什么样子了。我要出去自己干。”
我坚定的说：“师父，我跟你走。”
他摇摇头，“现在还不行，还不知道那是一条死路还是活路，你现在需要稳定的收入。”
我说这企业改制是大势所趋，下岗工人有了第一批就有第二批、第三批，都是迟早的事。
他赞许地笑了笑。
接着我一顿抱怨，把厂里领导当做“坏人”挨个臭骂了一遍。
师父双手按在我的肩头，看着我的眼睛，语重心长地说：“宏军，年纪轻轻不要学会抱怨。抱怨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他顺势把我按在椅子上，自己坐到旁边。
接着对我说：“宏军，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坐在厂领导的那个位置上，你能改变企业经营不善，企业职工下岗的问题吗？”
我摇摇头，我不是谦虚，我真觉得没那个能力。
“所以说，这不是好人或坏人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这根本就不是人的问题。向前看吧，一切都会好的，师父相信你。“
他坚定地看了我一眼，拎起背包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
看着他高大的背影，我还沉浸在他这几句余音袅袅的话里。
若干年后，我也走上了领导岗位，我才醍醐灌顶，大彻大悟。也就更能领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师父在我面临绝境的时候拉了我一把，我得到了在厂子里继续干下去的机会。
可张芳芳是真的下岗了，每天在家里那不到40平方米的小房里唉声叹气。有时看着窗外树杈上的小鸟入神，一看就是半天。
她变得邋里邋遢，她变得丢三落四，眼里的光泽也渐渐消失。
于是我百般宽慰她，说下岗对她来说也算是坏事变好事，有了在家安心养胎的机会。
她一点不领我的情，指着我的鼻子骂道：“关宏军，你别猫哭耗子，要不是师傅帮你，你现在也是个无业游民。我养胎？我养什么胎，我还不如现在就打掉这个累赘。”
看我不作声，她不认为那是我在忍让，反而觉得我是在用无言和她对抗。
于是她开始撕心裂肺地嚎哭，用拳头不住捶打自己肚子。
边哭边喊着：“关宏军，你个臭流氓，你在学校就耍流氓，来到厂里又和我耍流氓。你趴在我肚子上风流快活，让我来遭这个罪。”
此时的她披头散发，再也看不出当年还是我“师姐”时的干净利落劲，当然更看不到她眼里曾经对我的欣赏和仰慕，取而代之的全是厌恶和憎恨。
在短短的时间里是什么改变了她？我想实在不通，也猜不透。
我想起了奶奶在我小时候的一句话“不知道是谁错了，那就是你自己错了。”
看来，这应该都是我的错。
我站在屋子里狭小的空间里，开始疯狂地用手掌扇自己耳光。
啪啪的声响惊动了她，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神由怨恨转为吃惊，又由吃惊变为心疼。
她蹦下床来，一把拽住我的手，拱进我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
那天晚上，她缠着我非要做那件事。我纠缠不过，只好轻手轻脚的满足了她。
听着她轻轻的鼾声，我看着窗外的那轮残月，没有心潮澎湃，反而出奇的平静。
在生存面前，我选择了卑微的苟且和妥协。生活就像一杯清水，已不奢求里面溶进红糖或白糖。
听到我这段经历，唐晓梅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张芳芳也是一个可怜人，她也只想要一个自食其力，温饱有余的平凡生活。但大时代打碎了她的梦想。
2000年3月，在初春这样一个寒风料峭的季节里，我的儿子关宁宇呱呱坠地，来到了这个世界。
初为人父，我心里有的不是喜悦，而是对儿子生不逢时的慨叹和一种无形的压力。
张芳芳月子里的营养，儿子的奶粉、尿不湿……
一切一切的生活必需品最后都要用钞票来换取。
而此时还没下岗的我和下岗已经没了什么区别，厂子里已经三个月没开一分钱的工资。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我不能坐以待毙。
我背着张芳芳到厂部提出了下岗申请。
辛科长依旧那么热情，但再也换不来我的起码尊重。
我冷冷的把申请书放到他的面前。
他看了一遍，点点头，拿着官腔：“关宏军，我没看错你，你觉悟很高，带头为厂子排忧解难，值得表扬。你的申请通过了，你去隔壁办一下手续。”
我临走前扔下了一句话：“不是我觉悟高，是你们觉悟太低了。”
他先是一怔，对着我的背影说了一句刺痛我自尊的话：“年轻人，就算我也下岗了，我也比你活得滋润，因为我已经足了。”
他说得话虽然不中听，但却是一句真话。
我用口袋里仅有的四十块钱买了一台二手人力三轮车，每天到家具城门口靠活。
只要看见主顾，等活的这群人就会一拥而上，连喊带叫地互相压价，没揽到活就又带着失落的表情一哄而散。
这群人都是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没几个人懂得市场规律，他们只能在无序的恶性竞争中，讨着旱涝不均、朝不保夕的生计。
更严重的是这支队伍在日渐庞大，不断有新人加入。
于是我振臂高呼：“兄弟们、工友们，咱们都是下岗工人，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再这么互相压价，根本赚不到钱。你们当中有几个今天一趟活也没干的？”
人群里有一多半举起手。
“看看，这就是咱们不团结的后果，咱们干不上活饿一顿半顿没关系，可家里的老婆孩子怎么办？”
人群里有人附和我：“对呀，怎么办？”、“兄弟你就说吧，别卖关子了。”
我向人群扫视一周，对大家说：“产业工人最讲纪律性，从今天咱们也定个规矩，有活不准压价，也不准自己接活。今天咱们就成立个工友委员会，由工委会负责谈价钱，然后按顺序轮着干活。这样既能挣到钱，大家又都有活干。我的这个办法怎么样？”
人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
大家按我的办法抓阄排号，然后按序干活。遇到谁过号，概不问原因，只能等下一轮。
有的人说这有些不近人情。
我和大家耐心解释，规矩是大家定的，不能因为讲人情就坏了规矩，一旦开了口子，就会给工委会这些说的算的人寻租空间，就会产生钱权交易。
大家对我的道理可能没太理解，可“钱权交易”这个词他们是深恶痛绝，纷纷支持我秉公办事。
我没想到下岗后不久，我在工友们的拥护下成了工友委员会的头头。
大伙说我振臂一呼的姿势太像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列宁，所以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弗拉基米尔”。
唐晓梅问我当领导之后也这么按规矩办事吗？
我肯定的说只要我是一方主官，始终坚持了这一原则，从来没沽名钓誉当一个所谓的“善人”。
她把这定义为有担当。
纸里包不住火，不久张芳芳就知道我主动下岗去当搬运工的事。
她相当不高兴，觉得我一个堂堂大学生竟然去靠卖苦力挣钱，实在是脸上无光。
当我把每天挣的钞票如数放到她手上时，她的脸色就再没有那么难看，算是默认了我的选择。
就这样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白天我去家具城干活，她在家带孩子。晚上在被窝里，我托着疲惫的身子还要满足她无穷无尽的索求。
男女的床笫之事在我这已经变成了例行公事，再也激发不出来半点激情。
渐渐的我对她多了一份理解，一个曾经在车间规律劳动的女工突然转变成一个家庭主妇，她在毫无头绪、杂乱无章的家务中迷失了自我。只有晚上才能在我身上找到一丝慰藉，还时不时被孩子的哭声打断。
有一天，一个三轮车夫喊我：“弗拉基米尔，家具城里的刘老板找你。”
我非常意外，这个刘老板是家具城里最大的商户，听说在这个大楼里是个喊一声楼板都要乱颤的主。
平常干活时偶尔也见过两面，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永远是冷如冰霜、不苟言笑，就从来没见她笑过。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到了她的店铺，正赶上她在训手下的营业员。
看见我进来，她挥手赶走了挨训的小姑娘。
上下打量一番后，她问我：“你就是弗拉基米尔？”
我说我是。
“来吧，到办公室谈吧。”
进到她宽敞整洁的办公室，她坐在老板椅里，连请坐都懒得客气。
我深吸一口气，也不客气的坐到对面的椅子上，煞有介事的翘起二郎腿。
不管她出于何种目的，最起码我自己的气势不能输。
“说说吧，你为什么哄抬物价？”
她用质问的口气，眼神非常犀利。
我呵呵笑了，不卑不亢地回答：“我们靠出力挣钱，没卖过什么商品。”
她轻蔑地哼了一声，问我：“你读过《资本论》吗？”
“拜读过。”
“所以你应该知道劳动就是商品。”
她这是想拿马克思压我 ，我只能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我义正言辞的回道：“我们正是基于马克思的观点，用斗争的方式降低你们剥削去的剩余价值。”
她竟然噗嗤一声，绽放出笑容。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也是第一次发觉她是一个很有气质的漂亮女人。
我也热泪盈眶，对师父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一定不会忘记师父对我的恩德。”
他摇摇头，指着我的鼻尖说：“关宏军，我有那么老吗？什么终生为父，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兄弟。”
说完我们紧紧的相拥在一起。
这是我对婚礼当天最深刻的记忆。
付红军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兄长，也是我一生中最感激的朋友。如果没有他，我永远也走不出人生的至暗时刻，一生都会在卑微的泥沼中挣扎。
婚礼后，我心甘情愿地顺从了命运的安排，开始了整天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
我和张芳芳出徒不久，她抚摸着日益隆起的肚子，憧憬着我们的美好未来。
她说我们两人出徒后，工资就每人涨了100多，这样就可以给即将出世的孩子相对更好的条件。
我没有她那么乐观，因为我已经预感到一场关乎每个人的风暴即将来临。
我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嗅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国有企业改制已经势在必行，再不改变这种体制僵化、机制陈旧、资源浪费、包袱沉重的现状，企业就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但改革永远会有人付出代价，做出牺牲。
不久，厂里就召开了减员增效动员大会，同时公布了第一批下岗名单。
我和张芳芳刚刚出徒，自然而然的被归为非技术骨干和熟练工人一类，光荣地登上了大红榜。
这是多么滑稽的一件事，关乎每个人前途和生计的名单，竟然用了一张喜庆的红纸张榜公告。
这对我和张芳芳无异于晴天霹雳，我们夫妻俩的双双下岗意味着从此没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看着在床上以泪洗面的她，我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
我不怕下岗，我甚至还希望这个厂子早点完蛋，到那时整日作威作福的那些人就再也没有趾高气昂的资本。
我又怕下岗，下岗后我就成了无业游民，虽然表面上还和厂子有着劳动关系，但是死是活已经没人关心过问。
第二天，师父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一趟车间。
我在更衣室找到了他，他正在收拾个人物品。
我好奇地问：“师父，这是干嘛？”
师父笑了笑，平静的对我说：“我下岗了。”
我说：“怎么可能，你是全厂的技术大拿，轮谁也轮不到你头上。”
师父停下手中的活，看着我说：“我是主动要求的，把你换回来了。”
我惊讶地睁大眼睛，继而禁不住哭着说：“师父，师母的厂子放了长假，你再下岗怎么生活？”
师父过来给我抹了抹眼泪，安慰我：“你嫂子还开着生活费呐。我主动下岗也不全是因为你，主要是自己干的不开心。你看看厂子让他们管成什么样子了。我要出去自己干。”
我坚定的说：“师父，我跟你走。”
他摇摇头，“现在还不行，还不知道那是一条死路还是活路，你现在需要稳定的收入。”
我说这企业改制是大势所趋，下岗工人有了第一批就有第二批、第三批，都是迟早的事。
他赞许地笑了笑。
接着我一顿抱怨，把厂里领导当做“坏人”挨个臭骂了一遍。
师父双手按在我的肩头，看着我的眼睛，语重心长地说：“宏军，年纪轻轻不要学会抱怨。抱怨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他顺势把我按在椅子上，自己坐到旁边。
接着对我说：“宏军，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坐在厂领导的那个位置上，你能改变企业经营不善，企业职工下岗的问题吗？”
我摇摇头，我不是谦虚，我真觉得没那个能力。
“所以说，这不是好人或坏人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这根本就不是人的问题。向前看吧，一切都会好的，师父相信你。“
他坚定地看了我一眼，拎起背包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
看着他高大的背影，我还沉浸在他这几句余音袅袅的话里。
若干年后，我也走上了领导岗位，我才醍醐灌顶，大彻大悟。也就更能领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师父在我面临绝境的时候拉了我一把，我得到了在厂子里继续干下去的机会。
可张芳芳是真的下岗了，每天在家里那不到40平方米的小房里唉声叹气。有时看着窗外树杈上的小鸟入神，一看就是半天。
她变得邋里邋遢，她变得丢三落四，眼里的光泽也渐渐消失。
于是我百般宽慰她，说下岗对她来说也算是坏事变好事，有了在家安心养胎的机会。
她一点不领我的情，指着我的鼻子骂道：“关宏军，你别猫哭耗子，要不是师傅帮你，你现在也是个无业游民。我养胎？我养什么胎，我还不如现在就打掉这个累赘。”
看我不作声，她不认为那是我在忍让，反而觉得我是在用无言和她对抗。
于是她开始撕心裂肺地嚎哭，用拳头不住捶打自己肚子。
边哭边喊着：“关宏军，你个臭流氓，你在学校就耍流氓，来到厂里又和我耍流氓。你趴在我肚子上风流快活，让我来遭这个罪。”
此时的她披头散发，再也看不出当年还是我“师姐”时的干净利落劲，当然更看不到她眼里曾经对我的欣赏和仰慕，取而代之的全是厌恶和憎恨。
在短短的时间里是什么改变了她？我想实在不通，也猜不透。
我想起了奶奶在我小时候的一句话“不知道是谁错了，那就是你自己错了。”
看来，这应该都是我的错。
我站在屋子里狭小的空间里，开始疯狂地用手掌扇自己耳光。
啪啪的声响惊动了她，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神由怨恨转为吃惊，又由吃惊变为心疼。
她蹦下床来，一把拽住我的手，拱进我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
那天晚上，她缠着我非要做那件事。我纠缠不过，只好轻手轻脚的满足了她。
听着她轻轻的鼾声，我看着窗外的那轮残月，没有心潮澎湃，反而出奇的平静。
在生存面前，我选择了卑微的苟且和妥协。生活就像一杯清水，已不奢求里面溶进红糖或白糖。
听到我这段经历，唐晓梅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张芳芳也是一个可怜人，她也只想要一个自食其力，温饱有余的平凡生活。但大时代打碎了她的梦想。
2000年3月，在初春这样一个寒风料峭的季节里，我的儿子关宁宇呱呱坠地，来到了这个世界。
初为人父，我心里有的不是喜悦，而是对儿子生不逢时的慨叹和一种无形的压力。
张芳芳月子里的营养，儿子的奶粉、尿不湿……
一切一切的生活必需品最后都要用钞票来换取。
而此时还没下岗的我和下岗已经没了什么区别，厂子里已经三个月没开一分钱的工资。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我不能坐以待毙。
我背着张芳芳到厂部提出了下岗申请。
辛科长依旧那么热情，但再也换不来我的起码尊重。
我冷冷的把申请书放到他的面前。
他看了一遍，点点头，拿着官腔：“关宏军，我没看错你，你觉悟很高，带头为厂子排忧解难，值得表扬。你的申请通过了，你去隔壁办一下手续。”
我临走前扔下了一句话：“不是我觉悟高，是你们觉悟太低了。”
他先是一怔，对着我的背影说了一句刺痛我自尊的话：“年轻人，就算我也下岗了，我也比你活得滋润，因为我已经足了。”
他说得话虽然不中听，但却是一句真话。
我用口袋里仅有的四十块钱买了一台二手人力三轮车，每天到家具城门口靠活。
只要看见主顾，等活的这群人就会一拥而上，连喊带叫地互相压价，没揽到活就又带着失落的表情一哄而散。
这群人都是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没几个人懂得市场规律，他们只能在无序的恶性竞争中，讨着旱涝不均、朝不保夕的生计。
更严重的是这支队伍在日渐庞大，不断有新人加入。
于是我振臂高呼：“兄弟们、工友们，咱们都是下岗工人，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再这么互相压价，根本赚不到钱。你们当中有几个今天一趟活也没干的？”
人群里有一多半举起手。
“看看，这就是咱们不团结的后果，咱们干不上活饿一顿半顿没关系，可家里的老婆孩子怎么办？”
人群里有人附和我：“对呀，怎么办？”、“兄弟你就说吧，别卖关子了。”
我向人群扫视一周，对大家说：“产业工人最讲纪律性，从今天咱们也定个规矩，有活不准压价，也不准自己接活。今天咱们就成立个工友委员会，由工委会负责谈价钱，然后按顺序轮着干活。这样既能挣到钱，大家又都有活干。我的这个办法怎么样？”
人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
大家按我的办法抓阄排号，然后按序干活。遇到谁过号，概不问原因，只能等下一轮。
有的人说这有些不近人情。
我和大家耐心解释，规矩是大家定的，不能因为讲人情就坏了规矩，一旦开了口子，就会给工委会这些说的算的人寻租空间，就会产生钱权交易。
大家对我的道理可能没太理解，可“钱权交易”这个词他们是深恶痛绝，纷纷支持我秉公办事。
我没想到下岗后不久，我在工友们的拥护下成了工友委员会的头头。
大伙说我振臂一呼的姿势太像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列宁，所以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弗拉基米尔”。
唐晓梅问我当领导之后也这么按规矩办事吗？
我肯定的说只要我是一方主官，始终坚持了这一原则，从来没沽名钓誉当一个所谓的“善人”。
她把这定义为有担当。
纸里包不住火，不久张芳芳就知道我主动下岗去当搬运工的事。
她相当不高兴，觉得我一个堂堂大学生竟然去靠卖苦力挣钱，实在是脸上无光。
当我把每天挣的钞票如数放到她手上时，她的脸色就再没有那么难看，算是默认了我的选择。
就这样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白天我去家具城干活，她在家带孩子。晚上在被窝里，我托着疲惫的身子还要满足她无穷无尽的索求。
男女的床笫之事在我这已经变成了例行公事，再也激发不出来半点激情。
渐渐的我对她多了一份理解，一个曾经在车间规律劳动的女工突然转变成一个家庭主妇，她在毫无头绪、杂乱无章的家务中迷失了自我。只有晚上才能在我身上找到一丝慰藉，还时不时被孩子的哭声打断。
有一天，一个三轮车夫喊我：“弗拉基米尔，家具城里的刘老板找你。”
我非常意外，这个刘老板是家具城里最大的商户，听说在这个大楼里是个喊一声楼板都要乱颤的主。
平常干活时偶尔也见过两面，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永远是冷如冰霜、不苟言笑，就从来没见她笑过。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到了她的店铺，正赶上她在训手下的营业员。
看见我进来，她挥手赶走了挨训的小姑娘。
上下打量一番后，她问我：“你就是弗拉基米尔？”
我说我是。
“来吧，到办公室谈吧。”
进到她宽敞整洁的办公室，她坐在老板椅里，连请坐都懒得客气。
我深吸一口气，也不客气的坐到对面的椅子上，煞有介事的翘起二郎腿。
不管她出于何种目的，最起码我自己的气势不能输。
“说说吧，你为什么哄抬物价？”
她用质问的口气，眼神非常犀利。
我呵呵笑了，不卑不亢地回答：“我们靠出力挣钱，没卖过什么商品。”
她轻蔑地哼了一声，问我：“你读过《资本论》吗？”
“拜读过。”
“所以你应该知道劳动就是商品。”
她这是想拿马克思压我 ，我只能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我义正言辞的回道：“我们正是基于马克思的观点，用斗争的方式降低你们剥削去的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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