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生的想法比刘子魁还要大胆。
他每天都在想办法感化身边的汉奸特务，甚至打算以其中两个有正义感的特务为基础班底，成立一个“反正”小团体，他连名字都想好了，就叫“抗日反攻先锋队”。
“反攻”二字取自《论持久战》，就是第三阶段的战略反攻。这些整天在日本人眼前晃悠的汉奸特务，如果能变反动武装为革命武装，可不就是抗日反攻的先锋嘛。
王茂生在敌工部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很擅长这种化敌为友的斗争手段，已经先后在炮楼伪军、国民党顽军和土匪内部展开过游说。
如今他又打算在日本情报部门跟前发展起抗日力量。这是一个十分危险和艰难的尝试，他必须在汉奸特务中寻找政治上可靠，思想上坚定，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自己的人。
这看起来是个悖论，那些但凡有良知有理想抱负的人，又怎么会来当汉奸呢？但隶属于鲁仁公馆的特务还真存在这样的人，因为当初木村义明搞的“中国青年协会”主打的就是爱国情怀，诱骗了不少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加入，随后再通过威逼利诱将他们转化成了汉奸特务。
王茂生相信这些人的本性不坏，只是报国无门误入歧途，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没准就能发展成自己的好帮手。
他计划第一步摸清楚身边这些汉奸特务的个人情况，给他们分出几个大类来，拉拢“想立功的”，孤立“两面三刀的”，打击“冥顽不灵的”。
前阵子带头骂他的董鹏飞就是一个很值得争取的对象。
这小伙同情抗日，家庭比较富裕，当初就是因为想要积极投身抗日，冲着王茂生的名号主动跑来加入青年协会的，没想到进门先遭到一顿毒打，被日本人拿枪逼着杀害了一名抗日军人，被迫当上了汉奸。
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人底子虽然不那么干净，但心地还是比较善良的，只是欠缺一个浪子回头的机会。
王茂生开始经常请他帮忙，趁机聊一些敏感话题。比如在得知游击报专门出版了一期号外来骂自己，他很自然地提出了找一份来拜读的想法，让小董去想办法搞一份。
董鹏飞不敢擅作主张，跑去请示日本人。
木村义明觉得很符合人之常情，特地安排情报部门搞来几份。
王茂生拿到报纸后故意在上面圈圈点点，逐字逐句地点评一番，与小董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他说这一看就是出自刘子魁的手臂，文笔稚嫩措辞简单且不会用典，如果换成自己来写，那一定比这骂的还要漂亮。
此后几天，他又让小董去打听有没有出版新一期的游击报，如果有一定要拿给自己看，这董鹏飞扰了木村课长几次，最后就得到授权以后有这类报纸可以直接拿，不必请示。
王茂生达到了目的，改让小董去找邮政投递员打听游击报的出版情况。
刘子魁第一次见董鹏飞就被问住了，还以为自己暴露了身份，好在他反应快装作闻所未闻的样子：“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份报纸啊，哪里出版的？”
董鹏飞就拿出王茂生批阅点评过的，没好气地抱怨：“喏，就这样的，这人啊就是贱，没见过嫌别人骂自己不够狠的。”
刘子魁看得两眼放光，强忍着内心的激动把报纸借过来：“我拿回去请经理看看，说不定他有门路搞得到呢。”
董鹏飞年龄虽然比刘子魁大几岁，可斗争经验几乎为零，根本没有任何怀疑：“试试吧，你能找到最好，要不然我天天被催着要，烦都烦死了。”
这是组织上第一次取得王茂生送出来的信息，虽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内容，但意义深远，说明这条路子是通的。
钱掌柜意味深长地笑了：“知道我为什么挑你过来了吧？”
刘子魁点点头：“我现在就去写稿，组织出版新一期的游击报，把咱们根据地的大好形势传递进去。”
“对！我们报纸做得越好，茂生同志在敌人内部开展工作就越顺利。”
钱掌柜着手安排印刷出版工作，争取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济南城内把报纸印刷出来，要不然还得坐火车回根据地送稿和取报纸，实在太麻烦。
刘子魁笑笑：“不用这么麻烦，我们之前反扫荡时改造过一台铅字印刷机，只要想办法运到济南，我自己就能完成排版印刷。”
如今根据地越来越好，印刷所也开办了两处，这台铅印机因为效率问题已暂时封存，钱掌柜打个申请很快就批准了。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临时印刷所安排在城外，并且每次出版的游击报要先派交通员送到周边县域，最后才能流入济南城，避免引起日本人怀疑。
有了这个印刷所，新一期游击报又顺利出版了，刘子魁继续以“飞毛腿”的笔名写社论，指出当前山东抗日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从日军扫荡根据地变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在根据地的层层围困下，日军不得不撤销据点收缩“占领区”，由此说明日军难以为继，迟早要被赶出中国。
这些都是日伪政府内部公开的信息，每一个字都在动摇着汉奸特务的信心，也为王茂生的感化行动提供了事实依据。
除此之外，刘子魁设想的伪造汪伪报纸计划也可以执行了，他先伪造了《中国青年》月刊的报头、版面，把要传递的信息隐藏在文章之中，只等当天报纸出街便第一时间套用标题和板式。
这假报纸的头版头条与真报纸一模一样，里面各条新闻标题也看不出毛病，唯独某一篇文章的内容替换成了《论持久战》的一个段落。
报纸很顺利地送进了小院，王茂生很快就看出了异样，他不动声色地合上报纸，语重心长地劝董鹏飞：“我名声已经臭了，没有回头路可走，你们不一样，应该考虑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啊。”
他每天都在想办法感化身边的汉奸特务，甚至打算以其中两个有正义感的特务为基础班底，成立一个“反正”小团体，他连名字都想好了，就叫“抗日反攻先锋队”。
“反攻”二字取自《论持久战》，就是第三阶段的战略反攻。这些整天在日本人眼前晃悠的汉奸特务，如果能变反动武装为革命武装，可不就是抗日反攻的先锋嘛。
王茂生在敌工部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很擅长这种化敌为友的斗争手段，已经先后在炮楼伪军、国民党顽军和土匪内部展开过游说。
如今他又打算在日本情报部门跟前发展起抗日力量。这是一个十分危险和艰难的尝试，他必须在汉奸特务中寻找政治上可靠，思想上坚定，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自己的人。
这看起来是个悖论，那些但凡有良知有理想抱负的人，又怎么会来当汉奸呢？但隶属于鲁仁公馆的特务还真存在这样的人，因为当初木村义明搞的“中国青年协会”主打的就是爱国情怀，诱骗了不少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加入，随后再通过威逼利诱将他们转化成了汉奸特务。
王茂生相信这些人的本性不坏，只是报国无门误入歧途，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没准就能发展成自己的好帮手。
他计划第一步摸清楚身边这些汉奸特务的个人情况，给他们分出几个大类来，拉拢“想立功的”，孤立“两面三刀的”，打击“冥顽不灵的”。
前阵子带头骂他的董鹏飞就是一个很值得争取的对象。
这小伙同情抗日，家庭比较富裕，当初就是因为想要积极投身抗日，冲着王茂生的名号主动跑来加入青年协会的，没想到进门先遭到一顿毒打，被日本人拿枪逼着杀害了一名抗日军人，被迫当上了汉奸。
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人底子虽然不那么干净，但心地还是比较善良的，只是欠缺一个浪子回头的机会。
王茂生开始经常请他帮忙，趁机聊一些敏感话题。比如在得知游击报专门出版了一期号外来骂自己，他很自然地提出了找一份来拜读的想法，让小董去想办法搞一份。
董鹏飞不敢擅作主张，跑去请示日本人。
木村义明觉得很符合人之常情，特地安排情报部门搞来几份。
王茂生拿到报纸后故意在上面圈圈点点，逐字逐句地点评一番，与小董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他说这一看就是出自刘子魁的手臂，文笔稚嫩措辞简单且不会用典，如果换成自己来写，那一定比这骂的还要漂亮。
此后几天，他又让小董去打听有没有出版新一期的游击报，如果有一定要拿给自己看，这董鹏飞扰了木村课长几次，最后就得到授权以后有这类报纸可以直接拿，不必请示。
王茂生达到了目的，改让小董去找邮政投递员打听游击报的出版情况。
刘子魁第一次见董鹏飞就被问住了，还以为自己暴露了身份，好在他反应快装作闻所未闻的样子：“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份报纸啊，哪里出版的？”
董鹏飞就拿出王茂生批阅点评过的，没好气地抱怨：“喏，就这样的，这人啊就是贱，没见过嫌别人骂自己不够狠的。”
刘子魁看得两眼放光，强忍着内心的激动把报纸借过来：“我拿回去请经理看看，说不定他有门路搞得到呢。”
董鹏飞年龄虽然比刘子魁大几岁，可斗争经验几乎为零，根本没有任何怀疑：“试试吧，你能找到最好，要不然我天天被催着要，烦都烦死了。”
这是组织上第一次取得王茂生送出来的信息，虽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内容，但意义深远，说明这条路子是通的。
钱掌柜意味深长地笑了：“知道我为什么挑你过来了吧？”
刘子魁点点头：“我现在就去写稿，组织出版新一期的游击报，把咱们根据地的大好形势传递进去。”
“对！我们报纸做得越好，茂生同志在敌人内部开展工作就越顺利。”
钱掌柜着手安排印刷出版工作，争取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济南城内把报纸印刷出来，要不然还得坐火车回根据地送稿和取报纸，实在太麻烦。
刘子魁笑笑：“不用这么麻烦，我们之前反扫荡时改造过一台铅字印刷机，只要想办法运到济南，我自己就能完成排版印刷。”
如今根据地越来越好，印刷所也开办了两处，这台铅印机因为效率问题已暂时封存，钱掌柜打个申请很快就批准了。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临时印刷所安排在城外，并且每次出版的游击报要先派交通员送到周边县域，最后才能流入济南城，避免引起日本人怀疑。
有了这个印刷所，新一期游击报又顺利出版了，刘子魁继续以“飞毛腿”的笔名写社论，指出当前山东抗日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从日军扫荡根据地变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在根据地的层层围困下，日军不得不撤销据点收缩“占领区”，由此说明日军难以为继，迟早要被赶出中国。
这些都是日伪政府内部公开的信息，每一个字都在动摇着汉奸特务的信心，也为王茂生的感化行动提供了事实依据。
除此之外，刘子魁设想的伪造汪伪报纸计划也可以执行了，他先伪造了《中国青年》月刊的报头、版面，把要传递的信息隐藏在文章之中，只等当天报纸出街便第一时间套用标题和板式。
这假报纸的头版头条与真报纸一模一样，里面各条新闻标题也看不出毛病，唯独某一篇文章的内容替换成了《论持久战》的一个段落。
报纸很顺利地送进了小院，王茂生很快就看出了异样，他不动声色地合上报纸，语重心长地劝董鹏飞：“我名声已经臭了，没有回头路可走，你们不一样，应该考虑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