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以为这一单“生意”会和以往一样，过一段时间事情就会平息，我们还能继续做下一单“生意”。
然而，一个月后的一天，莞城公安局的警察突然来到我的服装店，以涉嫌参与诈骗罪将我逮捕。
在审讯过程中，我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我只是被鞠明雇佣的临时秘书，每天拿一百元的薪酬，对他的事情一无所知。
我告诉警方，鞠明自称是港城老板，为了在内地谈生意方便，才雇佣我做临时秘书。
除此之外，我对他的其他行为毫不知情。
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套说辞，警方也开始在我服装店周围展开调查取证。
由于我在那条街上人缘很好，服装店一直正常营业，即使我不在店里，雇佣的服务员也会帮忙照看生意。
因此，警方没有找到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我参与了犯罪活动。
最终，我在看守所里待了三个月，警方以“不构成犯罪，无需判刑”为由将我释放。
走出看守所后，我径直去了公安局。毕竟，我在看守所里稀里糊涂地待了三个月，很多事情都没弄明白。
作为一个骗子，我习惯把每件事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这次也不例外。
公安局负责这起案件的同志听我说明来意后，向我详细讲述了整个案件的经过。
刘景明死了。
他的尸体在禅城被发现，初步判断是抢劫杀人。
事情的起因是，他在鹏城将诈骗来的罐头卖给一家贸易公司，赚了七十多万元。
这笔钱让他成了劫匪的目标。在他开车前往禅城的半路上，劫匪强行拦下他的车，抢走钱财后将他杀害。
这就是刘景明的死亡经过。然而，劫匪至今尚未抓捕归案，案件仍未结案。
至于为什么能找到我，是因为东山省罗县罐头厂的原厂长张启祥私下到莞城的华星公司寻找“鞠明”，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个人，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他来到公安局报案，警方通过他提供的照片拍摄地址，查到了化名“鞠明”的刘景明，发现他是中原省长林县大荒村的村民。
能找到我，也是因为张启祥提供了线索。
他提到我和刘景明曾在浙省一起出现过，当地宾馆的入住记录显示，我是实名登记，而刘景明则用了化名“鞠明”。
在我被羁押的那段时间，张启祥去了中原省刘景明的老家，得知他已经两年多没回过家，意识到在那里抓不到他，便又返回莞城。
他每天都来公安局，希望警方能尽快抓捕刘景明。
在张启祥的坚持督促下，警方将刘景明的照片分发给广省各地的公安局，请求协助抓捕。
没过几天，警方接到消息，称在禅城发现了疑似刘景明的尸体。
他们带着张启祥连夜赶往禅城，确认尸体正是刘景明。张启祥当场情绪崩溃。
当晚，张启祥在禅城的宾馆里服用了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我怀着复杂心情走出了公安局。
张厂长的自杀对我打击巨大，因为他的死，我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
那个骗局的主导者是我，是我亲手将一个有责任心的好领导逼上了绝路。
他本可以毫无愧疚地安度晚年，毕竟没有人会去追究这批罐头是否真的变质，损失是国家的，而他只是因此失去了职务而已。
刘景明的死，在我看来就是报应。
我几乎能断定，他的死不仅仅是简单的抢劫杀人，背后一定与当年被我们“仙人跳”的家具厂厂长有关。
那个厂长很可能找人报复了他。
正因如此，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在广省待下去了。
尽管我也做了许多丧尽天良的事，但我还不想死。
我把经营了几年的服装店转让了出去，回到春城待了几个月。
这段时间里，几乎每晚张厂长都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怒视着我，让我身心饱受折磨。
直到我把卖罐头的三十万赃款匿名汇到张启祥家中，我的良心才稍微好过一些。
身心不再受折磨后，我不想无所事事地待着，于是又在春城开了一家服装店。
直到遇见贾洪涛，通过他认识了你们。
看到你们所从事的事业，我才觉得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因此，我决定将自己所有的不堪过往都告诉你们。
这是我的坦诚。
即使你们知道了我的过去后不愿接纳我，我也没有怨言。就算你们去公安局举报我，我也认了。
因为我觉得，想要真正融入你们，我能做的只有彼此坦诚相待。
我们静静地听着冯雪瑶讲述她的过往。
她的故事讲完了，但我们的思绪仍沉浸在她所描述的那个世界里。
她的经历因那个时代的残酷而充满了欺凌与黑暗，屈辱与隐忍成了她生活的常态，直到她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然而，时代对她的不公，让她对社会上几乎所有人和事都充满了敌意。
报复那些曾经伤害过她的人，成了她获得快感的方式，
也让她一度心安理得地去做一些伤害他人的事情。
直到张启祥的死，才真正唤醒了她的良知。
如今，她已经能够在我们面前坦然揭开自己的伤疤，讲述那些违背良心的过往。
这让我们相信，她已经和我们一样，开始向往一种充满阳光的生活。她的坦诚，正是她迈向新生的第一步。
她讲完了自己的过往，紧张地看着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沉默让她更加不安。
我们并非无话可说，而是因为面对这样的经历，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毕竟，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没有资格去评判对错。
冯雪瑶的经历，放在任何人身上，都可能让人做出同样的事情——甚至包括我。
我和冯雪瑶一样，都是十六岁下乡。
虽然我们的经历不同，但革委会的小黑屋也曾是我的至暗时刻。
那时的我，也曾有过报复这个社会的念头。因此，我对冯雪瑶走上诈骗道路的选择，能够理解，甚至感同身受。
她的痛苦和挣扎，我能够共情。
我端起酒杯，看向冯雪瑶，笑着说道：“冯雪瑶，听完你的过往，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任何话语都显得苍白无力。但我知道，从现在开始，你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工作伙伴。来，大家一起敬冯雪瑶一杯酒，让过去的就过去吧，我们还有更美好的将来！”
然而，一个月后的一天，莞城公安局的警察突然来到我的服装店，以涉嫌参与诈骗罪将我逮捕。
在审讯过程中，我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我只是被鞠明雇佣的临时秘书，每天拿一百元的薪酬，对他的事情一无所知。
我告诉警方，鞠明自称是港城老板，为了在内地谈生意方便，才雇佣我做临时秘书。
除此之外，我对他的其他行为毫不知情。
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套说辞，警方也开始在我服装店周围展开调查取证。
由于我在那条街上人缘很好，服装店一直正常营业，即使我不在店里，雇佣的服务员也会帮忙照看生意。
因此，警方没有找到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我参与了犯罪活动。
最终，我在看守所里待了三个月，警方以“不构成犯罪，无需判刑”为由将我释放。
走出看守所后，我径直去了公安局。毕竟，我在看守所里稀里糊涂地待了三个月，很多事情都没弄明白。
作为一个骗子，我习惯把每件事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这次也不例外。
公安局负责这起案件的同志听我说明来意后，向我详细讲述了整个案件的经过。
刘景明死了。
他的尸体在禅城被发现，初步判断是抢劫杀人。
事情的起因是，他在鹏城将诈骗来的罐头卖给一家贸易公司，赚了七十多万元。
这笔钱让他成了劫匪的目标。在他开车前往禅城的半路上，劫匪强行拦下他的车，抢走钱财后将他杀害。
这就是刘景明的死亡经过。然而，劫匪至今尚未抓捕归案，案件仍未结案。
至于为什么能找到我，是因为东山省罗县罐头厂的原厂长张启祥私下到莞城的华星公司寻找“鞠明”，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个人，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他来到公安局报案，警方通过他提供的照片拍摄地址，查到了化名“鞠明”的刘景明，发现他是中原省长林县大荒村的村民。
能找到我，也是因为张启祥提供了线索。
他提到我和刘景明曾在浙省一起出现过，当地宾馆的入住记录显示，我是实名登记，而刘景明则用了化名“鞠明”。
在我被羁押的那段时间，张启祥去了中原省刘景明的老家，得知他已经两年多没回过家，意识到在那里抓不到他，便又返回莞城。
他每天都来公安局，希望警方能尽快抓捕刘景明。
在张启祥的坚持督促下，警方将刘景明的照片分发给广省各地的公安局，请求协助抓捕。
没过几天，警方接到消息，称在禅城发现了疑似刘景明的尸体。
他们带着张启祥连夜赶往禅城，确认尸体正是刘景明。张启祥当场情绪崩溃。
当晚，张启祥在禅城的宾馆里服用了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我怀着复杂心情走出了公安局。
张厂长的自杀对我打击巨大，因为他的死，我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
那个骗局的主导者是我，是我亲手将一个有责任心的好领导逼上了绝路。
他本可以毫无愧疚地安度晚年，毕竟没有人会去追究这批罐头是否真的变质，损失是国家的，而他只是因此失去了职务而已。
刘景明的死，在我看来就是报应。
我几乎能断定，他的死不仅仅是简单的抢劫杀人，背后一定与当年被我们“仙人跳”的家具厂厂长有关。
那个厂长很可能找人报复了他。
正因如此，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在广省待下去了。
尽管我也做了许多丧尽天良的事，但我还不想死。
我把经营了几年的服装店转让了出去，回到春城待了几个月。
这段时间里，几乎每晚张厂长都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怒视着我，让我身心饱受折磨。
直到我把卖罐头的三十万赃款匿名汇到张启祥家中，我的良心才稍微好过一些。
身心不再受折磨后，我不想无所事事地待着，于是又在春城开了一家服装店。
直到遇见贾洪涛，通过他认识了你们。
看到你们所从事的事业，我才觉得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因此，我决定将自己所有的不堪过往都告诉你们。
这是我的坦诚。
即使你们知道了我的过去后不愿接纳我，我也没有怨言。就算你们去公安局举报我，我也认了。
因为我觉得，想要真正融入你们，我能做的只有彼此坦诚相待。
我们静静地听着冯雪瑶讲述她的过往。
她的故事讲完了，但我们的思绪仍沉浸在她所描述的那个世界里。
她的经历因那个时代的残酷而充满了欺凌与黑暗，屈辱与隐忍成了她生活的常态，直到她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然而，时代对她的不公，让她对社会上几乎所有人和事都充满了敌意。
报复那些曾经伤害过她的人，成了她获得快感的方式，
也让她一度心安理得地去做一些伤害他人的事情。
直到张启祥的死，才真正唤醒了她的良知。
如今，她已经能够在我们面前坦然揭开自己的伤疤，讲述那些违背良心的过往。
这让我们相信，她已经和我们一样，开始向往一种充满阳光的生活。她的坦诚，正是她迈向新生的第一步。
她讲完了自己的过往，紧张地看着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沉默让她更加不安。
我们并非无话可说，而是因为面对这样的经历，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毕竟，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没有资格去评判对错。
冯雪瑶的经历，放在任何人身上，都可能让人做出同样的事情——甚至包括我。
我和冯雪瑶一样，都是十六岁下乡。
虽然我们的经历不同，但革委会的小黑屋也曾是我的至暗时刻。
那时的我，也曾有过报复这个社会的念头。因此，我对冯雪瑶走上诈骗道路的选择，能够理解，甚至感同身受。
她的痛苦和挣扎，我能够共情。
我端起酒杯，看向冯雪瑶，笑着说道：“冯雪瑶，听完你的过往，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任何话语都显得苍白无力。但我知道，从现在开始，你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工作伙伴。来，大家一起敬冯雪瑶一杯酒，让过去的就过去吧，我们还有更美好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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